“高老街（东山），阎得行（德盛），王老括（文昌），左老村（建勋）在外头打官司，剩下三个在家中布置，敛钱打官司。打了五六年，官司没赢，才叫‘六大冤’”。（1988，梨园屯阎万瀛，阎尊巧口述）
    这里的六位绅士包括被革去监生学衔的刘长安，捐班监生左建勋，文生王世昌，捐班生员姜汝能，捐班生员高东山，武生员阎得盛。（1988，梨园屯王伯林、左棕周口述；路遥，1990）
    教民一方对判决和事态更不满意，由王谦（伯三，三歪）带领，先行上控。
    村民一方则由三位绅士出面，随后上控。
    双方先告到了东昌府，随后又告到了济东道，最后告到了山东巡抚衙门。省和府把该案批给县里重审。此时，何世箴“奉文卸事”，新任县令魏起鹏“传讯两造。供词各执”。何世箴随后又复任，与魏起鹏共同审理此案。但，“正在提讯间，即据王三歪等与刘长安等各联名呈称，案经绅耄潘光美等开解调处，伊等均各悔悟，不愿终讼。伊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与该村为庙，伊刘长安等与庄众亦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
    何世箴和魏起鹏断判此案的逻辑是“此等案件，人众心齐。法既不能遍加，理亦难以周谕。”“刘长安等肇衅理曲，本应仍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惟念该民教等居同里皋，若令嫌隙滋深，难保不别酿祸患。即经绅耄调停，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永保相安。”于是，“随各捐银一百两为之津贴，督饬克日兴工照旧教堂格局修造完竣。所赔衣物并饬如数缴案，分别验明，谕令教民当堂具领，取结完案。”（《教务教案档》，第5辑，465页）
    如此在绅耄和官方的调解之下，教民和村民之间达成了妥协。
    此后两年，民教相安无事。其间，1889年和1890年两次，法国公使依据马天恩的要求，坚持依据同治八年所立分单，在原地基上建堂，“本大臣查前经接到山东马主教函称：卷查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有前任韩令移文内称，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前，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并将分单串票移交敝管业，未言暂行借用之说。况前任何令禀内，亦有断令刘长安等至来年二月间即行迁移神像。亦无暂行借用之说。”值得注意的是，法使从这两次判审中得出的推论：“可见此事教堂并未霸占庙宇地基，原由地方官屡以此地为教堂教产业。”而且称教民接受调解具结之事，教堂执业不知，要求地方官和马天恩当面商量还堂事宜。（《教务教案档》，第5辑，469页）
    而山东巡抚张曜给总理衙门的回文转引了地方官的说法，认为教民具结是与当时的李姓传教士“商酌妥协”之后达成的，而且查知该诉讼起时，传教士是卫姓，到息讼的时候已换为李姓，到现在已结案一年多了，听说教士又换了好几个。所以才说：“实无别项轇轕未清之件”。总之，这两年间法使虽有抗议，但地方官以此案已结，避而不见马天恩主教。（《教务教案档》，第5辑，466页）
    （三）“非好民之好，恶民之恶，岂能为民父母？”
    1891年，情势逆转，长江流域哥老会反教的氛围之下，山东反教情绪高涨：“三月河南哥匪为乱，焚毁教堂案件，层见迭失。山东至七月间正逢乡试，士子云集，奸徒乘间混迹，妄相鼓簧，散布匿名揭贴，一时讹言四起，情形岌可危。”朝廷谕旨命令地方官切实保护教士教民，否则，“即著据实严参”，“其从前各省未结各案并着该将军督抚从速办结，不得任听属员畏难延宕以清积牍。”（教务纪略，卷首）在此情势下，总理衙门咨文山东巡抚福润，要求梨园屯一案地方官与山东主教迅速当面商谈办结。（《教务教案档》，第5辑，525页）
    福润令东昌知府李清和越过县官直接“提集讯明”，断令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二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移置神像，取结完案。”
    但教民复扬言“必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甘休”，以至“众情不服”。村长左建勋将办团枪械移入庙内，意图守卫，并请临清人魏合意道士来庙里住持。教民们都吓得逃走或躲避起来。巡抚福润饬令济东道张上达“亲往相机妥办”。张上达督同东昌府李清和，临清州牧陶锡祺和冠县县令何世箴传集附近绅耄“晓以利害，剀切开导，将滋事愚民全行解散。”（《教务教案档》，第5辑，528～529页）
    在官绅的斡旋下，“六大冤”只好答应不再起诉。路遥先生依调查考证，此次邀集的绅耄不是十八村的士绅，而是临近曲周、威县的士绅，有曲周井湖寨武举张伦远，威县文生郑一魁，文生庞清音等（路遥，1990）。张道亲自监督拆庙并由教民一方将地基查收。“同时，张还为非教徒在另一个地方盖了座庙。‘他也企图引诱天主教一方把他们的教堂迁到另一个位置，但他们拒绝了。’”（狄德满，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