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化的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一对“孪生”姊妹。事实上，直到l790年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人柏克发表“法国革命感想”之前，尽管激进主义已经兴风作浪，但它还是没有为世人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激进主义真正得到学理阐释还应当从《法国革命感想录》开始，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不断革命的谱系。不过，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是，不但在中国，就是在西方，有关保守主义的专门论著已层出不穷，但有关激进主义的专论却寥寥无几。在中国大陆，对激进主义能否成为一种体系备加怀疑，而且论及保守主义也认为中国只是皮毛，缺少西方那样的代言人和流派。但是有一点不必遮掩，笔者坚信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不但在西方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谱系，而且认定在中国经过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本土化后，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典型、具体。进一步说，无论是意义资源还是经验模式都来得厚实、直观。对此，从“甲寅派”跳槽到“新青年派”的李大钊在过渡时期曾经道出了激进与保守之“必要的紧张”之关系：“群演之道”在于“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所谓的“进步”与“秩序”，乃“急进与保守是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李大钊还以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比喻二者的不可或缺并借题发挥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则是“即此基于执性之二种世界观、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竞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也”。从他把“青年”与“老人‘作为象征意向的譬喻中我们就能感悟到其对传统与现代性的辩证体认，只是后来的同仁无以自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以降的思想史为两个阵营的对话提供了足够宽阔的舞台。由于对激进主义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着重探寻中国本土激进主义成名成家的知识秉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注意展示从晚清”维新派“到”五四“革命派在”激进“上的传承，也注意揭示异域传媒所营造的激进氛围对于中国激进主义的推动。
    二、世纪之交：本土激进主义思想的"接力"
    如果爬梳中国本土激进主义的生成，从戊戌以来政治层面的激进出发，就能找到历史深处的斑斑点点。历史深处的吊诡还在于，当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谭、严以激进主义的面相出现在清廷这个老大帝国的执掌者面前时，他们这一代”维新“、”变法“的激进者又很快被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之隆隆炮声消解为”自闭“、”落伍“的保守派。辛亥以来的数次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或说一体化的激进埋下了伏笔。”新青年派“的自成一体无疑是在此前文化和政治双重激进主义的相互激荡下凝成的画面。  我们从晚清”维新派“激进代表人物谭嗣同谈起，期冀为激进主义的思想演进描绘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谭嗣同的激进苗头不但是立”言“，还在其力”行“。打开谭氏的代表作《仁学》，一股诗意满怀、浪漫漫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冲决网罗“乃是他话语中迸发出的时代最强音。在”自叙“中他清晰记得自己年少时怀揣”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寻求挣脱”遭纲伦之厄“的豪情壮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谭氏围绕“仁”字开始的“托古”革命之所以“可圈可点”，关键在于他“力抗群言”、“独标异见”的思想超度。正是康、梁、谭、严“托古改制”的“仁者必有勇”的大义使得“百日维新”的失败成为后来者居上的精神源头。
    如果说梁启超的重整旗鼓有东山再起之韵，那么他的《清议报》以及后来的《时务报》则已经是曾经沧海之后的冷思考。笔端蘸满情感的议论在“大风”之时代风雨的冲刷下走向“低调”。章太炎等一批“学问家”斜挎着“革命家”的枪支弹药闪亮登场。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尽管梁启超、严复等怀揣着启蒙遗风“开智”、“原国”、“新民”、“论教育”，但是荷枪实弹的“革命”檄文一枝独秀。撇开“行”之有效的“苏报案”、“暗杀团”的悲壮、惨烈，单以“言”之凿凿之笔名的抢眼就让人为之一振，比起梁启超“中国之新民”、“饮冰”、“饮冰室主人”之恬静，严复之“瘉壄堂”的稳重，康有为“明夷”的低调。朝气蓬勃的雨后春笋之上流布的笔名一再彰显其剑拔弩张之气，如《浙江潮》的“余一”、“大我”突出的是个人的自大；《江苏》上的“汉驹”、“辕孙”，《苏报》上的“汉种之中一汉种”《二十世纪之支那》上的“卫种”则是排满仇清民族情绪的披露。标新立异的笔名还有《国民日报》上的“无畏”、《中国白话报》上的“激烈派第一人”、“白话道人”等如雷贯耳的字号。在这些“大名鼎鼎”的字号下面，一系列充血的文字昂扬上阵。在“大珠小珠”之音符错落有致地抛洒之际，新旧决裂、由缓入急的音符也在亢奋的高调中狂飙。《新湖南》以“湖南人之湖南人”之飙高的杨笃生首先亮出自己的底牌，那就是把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造桥精神”引爆，自譬“湖南人之湖南人’的言外之意也就是以湖南人固有的”赤血“、”热肠“做一铁血男儿。他从地域文化视角如此激动汉种之种姓：“以不知谁何之人与不知谁何之颜色，取吾湖南之地图而一染焉，再染焉，三四染焉，何如以湖南人之血，染我湖南之地，为庄严而美丽乎？进而上之，以我湖南人之血，染我中国之地，是以中国染中国也。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吾湖南始，吾四万万之血，尚足以熏白人之脑，请自吾湖南始。”这个“染”是盗火者的心声，也是点燃之“燃”，这位湖南籍作者的情怀就是要以血染的风采红遍中国。这样的声音在另一位温文尔雅的湖南青年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唯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日革命。”这位以“爱读《革命军》者”为笔名的学子正是后来在日本创办著名政论杂志的章士钊。《革命军》为流血东瀛的舆论家邹容所著。l903年，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喻写就“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结论”获得广泛的响应。在舆论界，可以说是“应者云集”。尤其是其“结论”，确有振聋发聩之效：“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缺之饮食！”在这里，如果说后来的《新青年》主将只是将骰子押在了“新青年”上，那么此前的邹容正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将“革命军”的主体扩容；同样是在这里，“革命”不但是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手段，而且也是“日日不缺”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定论”刺激下，章士钊才冲动地表示了对革命的仰慕和追随。“革命”之音以泛化的形势长驱直入，北京大学（堂）的“革命”潜流也蠢蠢欲动，博得一片喝彩。在“革命”潮流风起云涌之际，凡对“革命”唱反调者，大有不得人心之险。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他们在戊戌时期获得的名头也无法阻碍“更爱真理”的理想诉求：“不可以言革命”乃是引起公愤的话语，谁“驳议”革命，谁将激起一片声讨和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