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舆论下，革命的激情和意识疯长，而且渐渐冲刷成一种史无前例的思维和逻辑。相对于“光荣革命”，流血、动荡成为暴力革命的家常便饭。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席卷神州之前，《新民丛报》和《民报》的争论已经将革命必要性的调门提到了嗓子眼。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整体的一网打尽的逻辑在舆论中蔓延。在这些革命舆论家笔下，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滋生。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在传播，将“天意”移植于“人意”，于是有了从“人定胜天”到更为大胆的设定：“人定代天”。以“人道”代替“天道”，于是《革天》便有了前无古人且后无来者的决绝舆论：“由是而谈，则崇尚不可知之天道，而沮败当前即是之人道，天何言哉，则言天者不得辞其咎也。中国数千年之坐误于此者多矣。今者公理大明，人智增进，将冲决无量之网罗，大索同胞之幸福，而仍遮蔽于此，岂可训欤！甚矣，天之不可以不革也。”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个人本位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五四”时期个人本位主义的前奏。“天”，不单是一个名词，它乃是一个笼罩于（个）人之上的一顶牢笼之冠。激进的舆论家以无所畏惧的姿态号召国人：天演论不适合于人群。言下之意，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世纪初年秘密社会特征下的暗杀团、敢死队纷纷崛起，既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作祟，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感染。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20世纪前20年的“革命”是一种民族民主的激进，毋宁说它们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在践行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念，这些都构成了后来《新青年》诞生的时代与思想背景。
    三、“新青年派”：激进主义的白热化
    “新青年派”同仁们不但衡量“洋务派”、“戊戌派”等等思想流派的斤两，而且还对自我曾经身体力行或耳濡目染的“三次革命”说三道四。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的思想家和革命党人的缺憾还在于“革命”的不够全面以及“革命”的不够深入。对辛亥以来“革命”广泛性和彻底性的怀疑与批判，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更为激进的面相呈现。一轮激进的舆论席卷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处于翻天覆地、一片汪洋之中的燃情岁月。可以这样说，以《新青年》为大本营的“新青年派”同仁在一网打尽的整体方略中充当了激进主义“集大成”的角色。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青年》的整体内容，那就是“新中国未来记”。正如杂志名称上的“新”字一样，整个杂志都充满了对于“新”的崇拜。“新道德”、“新社会”、“新文艺”、“新政治”、“新学术”，一切旧的东西经过洗礼都改头换面了。《新青年》主撰的誓言斩钉截铁：“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以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在“新青年”同仁那里，“扑杀”此前，采用超常规方式跨入的新时代不但开业大吉，而且完事大吉。
    走进《新青年》，以个人主义哲学为依托的种种“主义”兼容并包，表现出了一种博大开放的世界主义情怀。不过，这个兼容并包并不是没有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视其对激进之“刷新”有无实惠。“新”与“旧”不同，前者要扑杀后者、刷新后者，不继往而开来。这是“新”派的主流。然而如果细究《新青年》同仁的心理，也可以看出这种对于未来、对于一切“新”事物的推崇本身又是极为盲目的，甚至连当事人自己也对于理想的实现感到渺茫。虽然“新青年派”的未来设计较其前人稍有收敛，但归根结底还属于“无托派”（乌托邦）一系：没有等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是共同的，但是究竟怎么个自由、平等、博爱，还是缺乏程序的计划。鲁迅对未来的渺茫就颇能折射出当时同仁的真实心态。留学日本的鲁迅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信仰未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但“未来”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他却有着莫名的黯淡。坎坷的经历令他不再敢抱有什么希望，他自己就这般表白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失望至极，他在《希望》中引用匈牙利诗
    人裴多菲的话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气闷抑郁的心情不时流泻于他的作品中。在《呐喊》中，“明天”是怎样的情形，他却无从说起；在《故乡》里，“我们的后辈”“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的生活”，但“新的生活”仍旧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为此“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在“新青年派”挽手并肩、风雨同舟的文化论战中，他们“都要向光明-方面走是相同的”，但“光明”毕竟是不甚了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和谐声音为此提供了一个反证。譬如“一点一滴的进化”、“这个那个的改造”、“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以及“有计划的政治”等等同属于具有“问题意识”的现实情怀。这也是胡适在“五四”时期落得个激进者中的保守者、保守者中的激进者之两栖名分的原因。
    《新青年》同仁所属意之“新”恰恰是守成者最看不惯、气不过的地方。因为在“新”字背后，撄动人心、搅乱秩序、“呼嚣杂迟”、“万众若狂”、“聚众罢学”的躁动之事纷至沓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新”是真的“新”吗？它与“旧”有何本质不同？即使有，又有谁能充当中介而判断？就此，《学衡》主笔吴宓质问道：“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所谓“新”，无非是“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原来，“新派”只是根据自己主观的“实际”需要来采撷“西天的云彩”。而在“学衡派”看来，那些为新派着意推销的彩霞虽然“五光十色”、缤纷朵朵，但不过是西天的晚霞和残云，并不代表真正的人类文化进化之精髓。《学衡》上文化守成之议论，与《新青年》激进的“唯新主义”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新青年》同仁的激进主义还表现在其为了未来的“大同”社会宁愿不惜一切代价而为之。他们认为这些代价的付出尽管沉重而且残酷，但又是必要的和值得的。他们在本原意义上也是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社会乱作纷起的。他们认定“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个与“让太阳不西沉”相类的祈愿之哲学“基础就是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生活的精神。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梦想下，大同的本真即是朋友遍天下、情感均匀化、一切互助化，但是理想的不现实、现实的不理想、罪恶的无处不在，“争夺”、“强掠”、“残杀”的血淋淋情形孰不可忍，于是在一个美好的大同蓝图、天堂似的王国频频招手之际，顺“世界潮流”一泻千里更是痛快淋漓。这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历史内涵。在“新青年派”及其同仁那里，这个正义的“真理”基于对现实合理性、权威法理性的怀疑和非议上：鉴于目前社会的不合理、不平等、不自由，那就有起而抗争的必要，“不自由毋宁死”，哪怕是血流成河、哪怕是起了黑暗的战争也不推辞。李大钊在“有友谊是天堂”、“竞争”或说是“地狱”的两难心态下做了这样的辩证：“现在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不难理解，他和他的同志陈独秀是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指归：从人道的情感出发，谁都不情愿流血、争斗、残杀，“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但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可能唾手而得、坐享其成。由此，我们看到“新青年派”在温柔一刀式的论述中找到了让两者“统一”的中介：“与这‘互相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说。”显然李认为两者并不“相反”，而是“相承”：“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发达，一个人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个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丁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造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这是“最后的阶级争斗”，也是最后的竞争，从此以后一劳永逸、万事大吉。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回环往复地咏叹道：“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总结一句话：我相信人类不是争夺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