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话文学的倡导上，《新青年》同仁也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激进主义风格。在他们看来，白话文的统一使用就是一种“德谟克拉西”的兑现，无论男女、贵贱、贫富、朝野等等都“同操一语”，推而广之，地球人也就大同一语、世界一腔了。而保守主义者则更看重文言与白话各取所需的并立之必要性。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并非千人一面、万人一调、亿人一声才是真正的平等，否则就和旧式的专制一样走到了极点和尽头。为此，直N30年代，《学衡派》还紧紧抓住《新青年》最为得意、感觉良好、大功告成的“软肋”不放，并集中清算之：“今之时代，乃系以自由对抗一切约束而欲望解放之时代，文学自亦随此新潮流之狂澜以俱求解放也。凡属一种反动波涛，不必其尽为真理，不必其皆有价值，只须其能因缘时会，顺应人类原始根性，迎合普通一般人心理，即易冲激播越，如醉如狂，转瞬而蔚成风气。虽然，反动之极，常至矫枉过正，过正之后，乃不复能自反于正。江河日下，流弊随生，而横流愈肆，吾人于今日白话文运动，亦作如是观。”白话文、新文学运动的始作俑者无非就是一类狂徒：这些在本质上属于“顺应”、“迎合”、“醉狂”、“反动”的所谓“美德”，无非就是“顺从附和”、“孝臣妾奴婢之行”。凡此种种，无非又是好大喜功、浅薄浮躁之徒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助长这些不端行为，那就无异于为“揣摩众心理”、“投其所好”、“恩威并用”的“权谋家”推波助澜。这种“取悦平民”后便将“为所欲为”、“玩人于掌股之上”的做法，好似“以神道设教”，“大出风头”后将贻患无穷。自然的、有序的进化和竞争力求避免这样的投机和权谋。进一步说，那些在“新青年派”同仁看来可能是“善因”的东西，在“学衡派”诸公看来却是引致“恶果”的渊薮。“以白话为发展今后中国文学之唯一途径，而欲根本废除旧文学，欲完全霸占文学界之领域。”这乃是“丧心病狂”之举，是欲“霸占文学界之一切领域，专制文学界之·切权威”的专横跋扈之策。这样的“竞争”或说“争斗”就是一种很无序的、恶性的进化方式，将文言、白话人为地分为势不两立的“阶级”，并作你死我活的取舍，这正是“学衡派”诸公“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节点。
    曼海姆在论及“乌托邦思想”时指出：激进主义的乌托邦愿望对准了现存“托邦”的罪恶，这一源于千禧年主义的“狂热和狂喜的能量”及其“紧张的期待”把“革命本身看成一种价值，不是一种为了达到理性上的目的不可避免的手段，而是当前的现在唯一创造性原则，是渴望实现它在尘世上的愿望”。租赁巴枯宁的版权即是“讲行破坏性的愿望是一种创造性愿望”。从这一论断反观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应该说“新青年派”集了大成，中国化的激进主义也于“五四”时期最终成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来看，中国的激进主义确实经历了一个“累积式”渐进的轨迹，《新青年》派的诞生的确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动荡并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