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批判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到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随着对“文革”动乱性质认识的逐步深化，人民群众对“文革”“左”倾错误的抵制与斗争也不断发展。从“文革”初期单枪匹马的分散斗争发展到“文革”后期四五运动这样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从开始对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进行揭露批判到后来对“文革”运动本身及其发动者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批评。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最狂热的鼓吹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更是神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共产党员朱守忠对林彪等在“文革”中掀起的大规模造神运动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在一次与人谈话时说：“现在有人高喊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我看说得过分了，连毛主席本人都通不过”，“特别是动辄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等等，仪式繁琐，我看更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毛主席当作偶像、佛爷来供祀，真是花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注：李邦禹等：《塞外青山埋忠骨》，《文汇报》1980年10月12日。）1969年中共“九大”的新闻公报发表后，他又对“九大”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特别是不同意林彪当接班人。他说：“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居然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所谓党章中。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这就预示着‘九大新党章’不久即将随同这位‘接班人’连同他的所谓‘政治报告’一起丢进垃圾堆”。（注：李邦禹等：《塞外青山埋忠骨》，《文汇报》1980年10月12日。）在当时那种特殊年代，讲这些话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朱守忠毫不畏惧，明确表示：决不拿原则做交易，要怕斗，我就不叫朱守中了！为了表示自己矢志忠于党，他在自己名字“中”字的下面加上了“心”字。此后，他所写的揭批林彪的材料上都写着“朱守忠”三个字，由于对林彪等人的尖锐批判，他不久就被当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惨遭抢杀。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原本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但林彪集团垮台后，江青集团为了解脱自己与林彪集团的干系，摇身一变，成了“反林的英雄”。对他们这种拙劣的金蝉脱壳之计，厦门大学讲师林德忠在一篇文章中作了深刻的揭露。文章指出：“那些想篡权的文棍们，原是林彪的一翼--文人右翼。林彪连同他的一翼--武僚已被揪出，而文棍们则乔装打扮，大肆批林极右，自己取得‘左’的桂冠幸存下来。”（注：《真理在握无所畏惧》，《光明日报》1978年10月24日。）从1976年1月至5月，林德忠先后向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厦门广播电台和学校党委寄去了16篇揭批江青集团的信件和文章。1976年5月11日，林德忠因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并被关进了监牢，受尽折磨。
    有人认为，“文革”中即使有过人民群众的抗争，也只是反对林彪、江青等阴谋家，而不是反对“文革”运动本身及其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这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人们在揭批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时，就不能不触及造成这两个阴谋集团的“文革”运动本身和一度信任并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的毛泽东，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抵制和批评。
    “文革”动乱初期，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读书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参加“八·一八”接见并听了林彪的煽动性讲话后，目睹当时的动乱局势，深感“这个国家完了！”她决心豁出去，接连向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毛泽东上书，慷慨陈词。1966年9月24日， 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注：余习广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她深知这样的信发出去意味着什么后果。她买了4瓶滴滴畏， 决心以死抗争。她被抢救过来后，立即被关进了监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遭到残酷迫害。
    随着“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批判也越来越深刻。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共青团员史云峰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尖锐的批评，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是违背党纪国法、破坏组织、混乱人们思想，长了阶级敌人威风，摧残了广大干部。七、八年搞一次运动，是亡党亡国路线。他甚至提出：鉴于毛泽东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必须改组党中央，建议由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组织临时中央，设专案组全面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史云锋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所作的大胆尖锐的批评，自然不为“左”倾错误领导者所容忍。1974年12月24日，史云锋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被捕后，由于他始终坚贞不屈，于1976年12月19日被残忍地杀害。
    1973年3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工教研室副主任屠德雍， 在耳闻目睹了“文革”长期动乱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空前浩劫后奋笔疾书，写成《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向全国各地广为散发。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条战线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这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也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