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人民群众觉醒和抗争的思考
    限于篇幅，以上提到的仅仅是众多抗争者中几个典型代表。十年动乱中，究竟有多少人进行了抗争，已无法确切统计。不过，从当时判处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案件中，仍可了解其大概。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判处反革命案件达287000余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就有10402人，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坚持与林彪、 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和“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抗争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至于因抗争而受到打击和迫害的人就更多了。
    诚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觉醒和抗争并不完全一致。从时间来说，有先后之分。有的从动乱开始不久，就展开了对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有的则到1976年四五运动时才卷入全国性抗争；从程度来说，有深浅之别。有的只是对“文革”中的个别野心家、阴谋家和某些错误现象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有的则从理论的高度否定和抵制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及其发动者的“左”倾错误。
    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逐步觉醒和长期抗争，才使老一辈革命家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的情况下得以顺利粉碎有着特殊身份和地位的江青集团，并最终结束危害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毫无疑问，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起了关键作用。但他们能够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以隔离审查的方式，顺利粉碎有着特殊身份和地位的江青集团，这不能不说与人民群众对江青集团的长期的斗争密切相关。江青集团虽然在“文革”中作恶多端，人人恨不能得而诛之，但该集团成员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除了拥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权倾一时的头衔外，在全国各地党政军中还有他们的爪牙，甚至在他们发迹的上海还建立了由其直接控制的第二武装--工人民兵。当然，从力量对比来说，老一辈革命家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仍占优势。以隔离审查的方式逮捕江青集团也许不算太难，但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方式把他们逮捕后，要避免党内的分裂、社会的动乱，没有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却不太容易。事实上，当时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敢于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的情况下，对江青集团采取异乎寻常的处置方式，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和强烈呼声。早在毛泽东在世时，就不断有人上书老一辈革命家，发出了“打倒江青集团”的强烈呼声。周恩来逝世后，由于江青集团公然强奸民意，人民群众要求打倒江青集团的呼声更加强烈。四五运动中一篇题为《起来，打倒野心家》的文章，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把他们打倒！”在四五运动大量的标语口号中，“打倒江青一伙！”“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传编神州大地。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和强烈呼声，为老一辈革命家顺利粉碎江青集团，结束“文革”动乱奠定了广泛而雄厚的群众基础。
    人民群众英勇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经过十年“文革”动乱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注：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页。 ）在汹涌澎湃、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可能被利用一时，但不可能永远被愚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必然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任何违抗人民群众根本意愿，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错误行为，都将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即使像人民群众曾经广泛参与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双手把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文革”时期人民群众艰难曲折和英勇悲壮的抗争，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在一个理应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大肆渲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响亮口号下，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事先不经过群众讨论，征求群众意见，事后当群众真正起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表达自己的真正意愿时，却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人民群众到底是国家的主人，还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造成人民群众政治角色严重错位的历史悲剧的原因，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品格，而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探寻。没有真正树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观念，没有切实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没有一套严格防止个人专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不受侵犯的权力制衡体系，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十年动乱期间，人民群众在艰难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留下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