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决定成立各专业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实际上削减了总理的权限。195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的决定。决定中明文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有检查之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内部发行，经268-269页）请看，政府机构只剩下建议、检查和具体执行、细节决策的权力。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职权实在是十分有限的。
    4.总理办公室的人员被大量削减。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多的时候有20多位，分别了解和掌握各个方面的情况，联系办理各方面的工作。这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领土广阔，人口众多，事务繁忙的大国总理，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不断精简和下放，最少时据说只有二、三位。“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到1968年只剩1个人（钱嘉东），以后又增到2人（纪东）（《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57页）这不能不大大增加周恩来的工作量，同时也影响总理的正常工作效能。
    5.“小计委”的成立，实际削弱了周恩来的经济管理权。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国家计委的工作，而且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1964年底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又批评国家计委是“独立王国”，提议调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65年1月，以余秋里为首的“小计委”（“亦称计划参谋部”）正式成立。“毛泽东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转引自刘松茂《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改组》，《百年潮》杂志2000年6期，第25页）众所周知，建国以来一直领导计划工作的是李富春。他是党内公认的经济领导专家，也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停止了李富春对计划工作的领导，虽然说“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但总理众事繁多，难以专顾。何况“小计委”主要是贯彻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准备打仗，抓三线建设。所以从实质上说，是削弱了总理的管理国家经济方面的权力和地位。
    （四）周恩来是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对于毛泽东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样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仅没有参与决策，而且也没有被事先告知，这是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1.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公认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可是，在这篇文章写作的10个月中，北京的党中央是被封锁的，周恩来也毫不知情。在得知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准发表之后，周恩来赶快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行动上是紧跟了，但思想仍跟不上。在他修改定稿的编者按中，还是作为学术问题，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说明当时周恩来并不知道毛泽东发表姚文元文章的真实意图。
    2.对于毛泽东1965年12月8日到15日在上海召开的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是参加了，但事前也是毫不知情。据说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很奇怪，不知道开什么会，以为可能是军事方面的问题，曾打电话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贺龙回答说：见鬼了，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周恩来的状况，不会比他们好多少。在1966年1月底，关于下发批判罗瑞卿的文件时，周恩来还建议不由中共中央发文件，“改由总政直接下发，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7页）说明他对毛泽东发动批罗瑞卿的意图并不理解，可能也并不赞成。
    3.周恩来在1966年3月18-20日和4月16日到杭州参加了两次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3月31日和4月9日两次听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对“文化大革命”可能有了一些了解，对毛泽东的指示，如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批判《二月提纲》等，都是支持并执行的。但是，由于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正忙于大量的实际工作，如2月的外交部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北方8省市抗旱会议，3月的河北省刑台地震，4月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代表团访华等，一直忙到5月16日，即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一天才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可以说一直到这时，周恩来还没有真正懂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分量和意义。
    （五）周恩来如何对待突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呢？从总体看他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支持和执行的。采取这样态度的原因：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二是由于已经形成的反修防变时代特点和大环境；三是缺乏实践检验。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在开始时是从好的积极方面去理解的。同时要求自己努力紧跟。用他自己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这种态度在“文革”初期表现得最明显。而其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是一个转折点。这里着重讲的是“文革”开始时的一些情况。
    1.这种态度表达最明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恩来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讲3个问题：（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2）领导和群众问题。（3）保持晚节问题。第一、二部分是表示了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支持。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上，周恩来再次检查自己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错误，并总结一条经验，就是要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这篇讲话值得很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