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恩来在1966年6月27日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宣传和赞扬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段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页）按照惯例，这种讲话稿事先都在国内写好，重要的还要送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而周恩来在地拉那的讲话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第一次在国外讲“文化大革命”。估计是宣读事先准备的讲话稿。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这里对“文化大革命”是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的。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完全反映周恩来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但有参考价值。
    3.周恩来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时，肯定“文化大革命”，并检查派工作组的错误，认为是，“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问题”。8月4日晚，周恩来在参加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辩论大会上又表示：“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类似的表态在一系列公开讲话中几乎都有。那么，这些肯定和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话，是否都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任何伟大人物都不能超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都避免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而在中国，50、60年代是毛泽东的年代，是“红太阳光芒万丈”的年代。对毛泽东的崇拜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周恩来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周恩来对毛泽东始终代表正确方向的坚信，是从他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亲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那么就更为坚定。这也是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点。建国前夕，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过一个著名的报告：《学习毛泽东》。其中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34-335页）这应该说是周恩来出自内心的感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发言中依然强调：“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因此其正确性在他的心目中也是无可置疑的。这也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既不完全理解又坚决支持的认识根源。上面举的例子都是在“文革”初期。在经过一段的实践后，周恩来的认识是有变化的。认识一个新事物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过程，周恩来也不例外。
    （六）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否“明知不对也不提意见”呢？事实并非如此。在总的支持毛泽东的决策的同时，感到不对的或不理解的事情，他还是能够提出意见的。例如：
    1.对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持批评态度。周恩来认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并派人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2页）
    2.周恩来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的决定。而且是由周恩来当场打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并获同意的。（《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页）
    3.周恩来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8条规定。（《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页）
    4.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风行一时的错误提法，周恩来从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的角度提出意见，并同毛泽东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虽然是在看到毛泽东7月8日致江青的信之后，但能做到这点在当时也很不容易。（《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2页）
    5.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时，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去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这些意见被会议采纳。（《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7页）
    6.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是不赞成的，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提法是否合适？他说：党内历来提路线斗争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毛泽东回答说：原来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周恩来年谱》下卷，第72-73页）听了这样的解释后，周恩来并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不过上述事例已够说明，周恩来并不是“明知不对也不提意见”，而是对已经觉察的问题采取适当方式尽量反映。这应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文革”初期可能是由于缺乏实践检验，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缺乏理解，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上当时处于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条件下，任何人恐怕也难以扭转局面，已是无力回天，这是不能苛责周恩来的。
    （七）周恩来在十年“文革”中没有错误吗？当然有。而且在那种“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处于他的那种地位，不犯任何错误反倒是不可想像的事。要举出他处理不当甚至完全错误的人和事，那是可以举出不少的。听说至今还有人对周恩来亲自处理的某人某事有意见，这也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