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序言
    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
    一
    当从编辑处获知“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稿已通过程序，可以出版的佳音时，觉得是喜从天降，不能自已。此前漫长而无奈的等待，令人沮丧到快要抓狂。
    开始酝酿丛书序言，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继而浮现否定的声音：这个题目太大，太感性，我们做的工作还很少，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中充其量只能有个很小的位置，绝对担不起这么个大标题。然而，清理思路的过程中，“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这几个字却魂牵梦绕般地不停跳出，挥之不去。思量许久，乃定以此为题。虽然尚未做到，但我们有此追求，将愿景写出自励，悬为未来之鹄，亦无不可。
    况且，中外史学界研究蒋介石的学术著作与通俗作品虽已相当丰富，精品迭出，然而“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作为首套系统的学术丛书，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上，一定会有其应得的地位。
    二
    蒋介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至今仍在，对其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却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有时现实对学术的影响甚至是更为紧要的。我在《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中写道，回顾学术史，制衡蒋介石研究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国大陆自身的社会发展、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界研究观念的变化、两岸关系的演变、学术交流与史料的开放程度等。其中，尤以学者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为甚。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陆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总体上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2010年初，美国的《世界日报》采访我时，对浙江大学能够建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并将主办第一届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感到惊讶，反复询问原因。我的答复是，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与雅量，能公平客观地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包括蒋介石。这绝非“外交辞令”，而是基于个人经历的真切感受。1982年南京大学在大陆高校系统首次招收一名“中华民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之后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耳闻目睹了前辈学者在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之路上的艰难跋涉。学术研究的发展，也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今天，蒋介石研究的环境仍有不如所愿之处，然而，却是前所未有的宽松，是最好的时机。就此而论，我们确比前辈学者幸运太多！
    近10多年来，随着大量珍贵资料，尤其是蒋介石档案与蒋介石日记开放，相关学术研究已从“险学”变成“显学”，成为海内外史学界引人瞩目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学术单位与学者介入其中，海内外史学界已经开过数次关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初显规模。
    三
    作为蒋介石故乡的大学，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拥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前辈学者做了开拓性探索。20世纪60年代，杨树标教授曾参与何干之教授领衔的《蒋介石传》写作组的工作，此项目中途夭折，杨教授却矢志不移，终于在1989年出版了《蒋介石传》，引领大陆史学界风气之先，在海内外影响甚大。
    为回应时代变化与学术潮流，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秉承国际性、前沿性、现实性与可持续性的学术理念，浙江大学于2007年1月建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此为海内外首个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