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改造的五个步骤及其对象
        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起，文化改造和文化转变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格外谨慎的。他一方面强调，“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同时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他提出的思路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在接下来的文化实践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步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则已非文化改造和文化批判的范围了）（1955年）。五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
        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把它定位在“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应采用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注：《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82页。）。从实际情况来看，也基本上如此。当时主要是大力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重新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和文艺观。于是，“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成为学习运动中使用非常频繁的通俗概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无疑成为了新中国文艺界的“共同纲领”。
        思想改造还需要接触实际。为此，按中央的要求，各有关部门专门安排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的实践，以便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增强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实现立场和态度的转变。哲学家冯友兰到乡下参加土改后，一个最直接的体会，就是“了解了剥削的真实意义，也了解了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认同了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作家萧乾发表的《在土改中学习》一文，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特意叮嘱他的秘书兼新闻出版署署长胡乔木，“广发各地登载”，并“出单行本”（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
        除了正面倡导以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时主要针对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自视清高、不问政治、标榜“客观主义”的超阶级思想等等。在政治上，主要是逐步解决立场问题，第一步是民族立场，第二步是人民立场，第三步才是阶级立场。为了适应新社会，也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着主动进行思想改造的积极性。北京大学汤用彤等八位教授就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冯友兰、贺麟等人公开发表的有关自我批评和思想初步转变的文字，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
        有一个问题，在80年代后一直让一些后辈学人困惑：当初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如果说是，但近十几年来则有一些当事人撰文反思；如果说不是，他们当年发表的文字却一点看不出被迫的应景式的心态。
        这里，我想引一段季羡林先生后来的感受：“最初，倒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可后来人们都说你有毛病，结果呢，人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就觉得自己有毛病，倒不是勉强的。拿我来讲，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肮脏，就应该改造。这‘原罪’呀，是应该的。当时我虽然在‘中盆’里边也碰过一次钉子，洗过两次澡，可是感觉到，完了以后，真像洗过澡以后，觉得身体非常的干净，精神非常愉快。”（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陕西人民出版社、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季羡林先生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无疑是思想改造的局中人。从这段自白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说知识分子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思想应该来一个改造，是不合常理的。接受思想改造的原因，确与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气氛有关，但也不是完全由形势所迫。季先生谈到的这个“原罪感”很有意思，尽管当今知识界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它反映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爱国的知识分子，面对改天换地的革命胜利，在欢迎新政权、适应新要求的时候，多少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历程，由此觉得同那些为了革命胜利奋斗多年的人比较起来，自己殊无贡献，生出“自愧不如”甚至“自惭鸠拙”的感慨，也属常情。历史学家周一良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坦陈他在“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在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因而，一有运动，总是“诚心实意努力紧跟”（注：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9页。）。由此判断，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基本上还是真诚的。当时的改造方式大体温和，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知识分子内心萌生的抵触，或虚与应付的态度。当然，要撕去文化旅行包上各个码头的标签，重新贴上唯一的一个码头的标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总体上说，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中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基础。
        对文化改造的第一个步骤同其后的几个步骤有着明显不同。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化改造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了。如果说第一个步骤具有普遍针对性的话，那么，其他四个步骤，却都是由具体事件引发产生的。在新旧文化的变革过程中，有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具体的思想焦点作为改造对象，自然要比一般地提出问题，宽泛地说有这种倾向，有那种倾向应当改变，更为引人注意，更容易深入，但也更容易把文化改造演变为集中火力的批判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毛泽东最难容忍的，是片中当做“至仁至勇，千古一人”来塑造的武训，竟是一个“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创作者“甚至用革命的农民的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由此可见，“文化界的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6页。）；由此可见，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是多么迫切。对《武训传》的批判，基本上是要触及和清算封建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观和文化史观。
        对梁漱溟思想进行批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起因恰恰是在经济上开始大规模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发生的，并且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1953年秋全国政协会议讨论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城市里工人的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并提到有人说是“九天九地”的差别。这个发言在一心大搞工业化的毛泽东看来，显然是在抵触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冲突发生了。而毛泽东对梁的思想批判，也从现实引向了他的过去，引向了他的文化观：“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他搞‘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等等（注：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应该说，毛泽东对梁的文化主张是很熟悉的。早在1938年，他们就在延安谈了八次，毛泽东还读了梁送给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在上面作了不少批注。围绕形成中西方文化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中国社会有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还是阶级冲突，解决危机的关键是文化改良还是民族民主革命等等，两人的分歧是明显的（注：具体分歧可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1953年的冲突自然勾起了旧事。于是，在此后思想理论界对梁漱溟的批判中，便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化观、乡村建设理论和哲学观点上面，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艾思奇在《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一书中说的，梁的思想是“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封建主义逆流”，是“一锅东西方各种反动唯心主义的大杂烩”。梁漱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最后一个儒家”之称，以他为代表的文化上的“新儒家”思潮和政治上的乡村改良运动，可视为是一种对近代中国危机的反应，一种寻求新的秩序的努力，人们常从文化上称之为保守主义思潮。这次批判，无疑是对这一思想的一次“政治判决”。
        胡适有五四以来文化学术界的“孔子”之称，其影响遍及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他虽去了海外，但大陆学界的故旧门生多多。文化转变时期的文化改造指向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必然之事。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发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实际上只是为批判胡适派思想提供了一个更集中的切入点，目的是解决胡适思想对中国五四以来近代文化学术的影响。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的要求。因此，中央对这次批判格外重视，专门拟定了九个方面的批判计划，涉及胡适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观点，三联书店还出版了八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这次批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广泛涉及到文化学术界最深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对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五四以来欧美派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一次“政治判决”。
        接下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则是对30年代以来进步文化阵营中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最猛烈的一次清算。这次批判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在毛泽东介入前就已经在文艺界开始了，并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在1955年对胡风进行公开批判时，对其文艺思想的性质又作了升级：“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注：《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1955年1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页。）
        值得分析的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新旧相连的文化现实。诸如，《武训传》本来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拍的一部电影，1951年放映之初，也是一片叫好之声。批判胡适思想的导火线，是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1953年3月发表的《〈红楼梦〉简论》和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前者是作者对此前自己的红学观点的一个扼要总结，后者是作者对其1922年旧作的修订易名本。梁漱溟的被批判，则有着偶然性，至今许多研究者都感慨他在高层会议的广众视野中，竟然站在台上不下来，倔犟地同毛泽东发生争执和冲突，要求澄清对他的误解，给一个“说法”。这样的情况，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才可能发生，只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党外人士身上才可能发生，也只有在像梁漱溟这样传统色彩十分浓厚的固执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身上才可能发生。至于胡风，在旧中国为进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孜孜奋斗，而在社会主义文化转变时期陷入悲剧，使一些人感到意外。其实，这当中也有必然性，这就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他本人关于文艺思考中过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以及他不乏固执的独立个性。
        凡此等等，也只有在文化转型期才会出现；凡此等等，也就成为了文化改造的重要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