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政治批判方式来推进文化改造，所引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把文化领域当作十分敏感的政治斗争领域，对学术文化成果作绝对的阶级分类，便很难公允、客观和全面，并且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当中造成一种普遍的紧张气氛，这种气氛在把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时，达到了高潮。这些，显然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繁荣。此外，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必然要借助政权优势来倡导和推行先进文化，但是，过早地、轻易地甚至粗暴地对十分复杂的文化学术研究作出政治结论，是不是有利于被批判者真正深入地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也是值得反思的。因此，50年代前期的文化改造，固然给人们带来了重整“文化河山”的喜悦，但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创了一套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并丢失了许多必要的文化资源。
        问题还是要回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估计上面来。
        前面说过，在文化改造初期，毛泽东的认识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实现转型的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这里举一个冯友兰的例子。1949年10月，冯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了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而毛泽东在回信中，对冯友兰的态度表示欢迎之后，却另出一笔，说“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4页。）。这最后一句话，引起冯友兰的不快，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呢？后来，冯先生体会到，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真正使自己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化，“岂能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冯友兰的体会，应该说正是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上并不乐观的原因所在。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不可能意识到的，这就是，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依然认为，阶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注：《给黄炎培的信》（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因为，“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0页。）。由此可知毛泽东一个潜在的理路：经济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文化意识改造的结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
        从一般的认识逻辑上来说，毛泽东还认为，不仅旧的东西不会轻易退去，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也必然不断出现新的错误思想。1954年12月，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观点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他就告诫人们，“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5～386页。）。这个判断在认识论上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在历史进步过程中，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总会有差距，对真理的把握总会有先后，像唯心论这样的思想倾向也就不可能根绝。
        但关键的问题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之后，承载“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主体，承载“唯心论”这类今后也难免出现的错误思想的主体，应该是谁呢？当然不好说是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自然要从思想意识上确认一个资产阶级的长期存在，并认为它必然要对人们的文化意识不断地施加着影响。这种从阶级对立来看待思想文化差异的理路，后来不断得到强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毛泽东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影响到他们在意识深处达成必要的理解和默契，实现融洽的沟通。当然，也影响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无论新旧）在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突出作用作出充分的估计，最终影响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