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求解散食堂。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在与乡亲们的座谈中，他除了承认中央工作有错误之外，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食堂发表微词，他的原话是：“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整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占二分之一，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茅草不砍，小树砍得只是上边剩一点大的头，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把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17]在同一场合，他对自己此前曾推崇备至的供给制也表示了怀疑。
    第三，反对文过饰非。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一方面仍然认为当时的错误是在执行三面红旗过程中的缺点，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但同时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对所谓“一个指头”论表示异议，他说：“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18]要知道，“指头论”的发明者便是毛泽东，毛泽东与一些高级干部在庐山会议上反驳彭德怀的主要理由便是彭将一个指头的错误无限夸大了，因此是别有用心。也就在同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还借湖南农民之口，每一次提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第四，强调价格作用。当时，刘少奇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市场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但在一些个别场合还是流露出通过价格杠杆调节经济行为的思想。比如，1961年夏他在内蒙林区视察时，就谈到要通过价格来调节生产，他说“现在既要搞大木头，又要搞小木头，但问题是，搞小木头工资低，搞大木头工资高，小木头价格高，大木头价格低，我想在木材价格方面，可分两种价格：一种是收购价（出场价），另一种是销售价。收购价按成本和利润规定，销售价则按使用价值规定。收购价应当是小木头贵（因为费工成本高），大木头便宜（因为省工成本低），可以把大木头的价钱降下来，小木头的价钱加上去。销售价则反过来，小木头便宜，大木头贵一些。这样势必使小木头不赚钱或者少赚钱，搞大木头多赚钱。大木头应当多赚钱，因为几百年才收获一次，不赚钱怎么得了！”[19]且不论这种办法是否可行，在“共产风”尚未完全平息之际，大谈价格作用即是大胆而可贵的。
    正是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除了继续主张“七分人祸”论，反对“一个指头”论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一是重提民主集中制。如果对照一下他在庐山会议之后关于个人崇拜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思想的巨大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公开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二是反对“左”比右好的说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已形成“左”倾错误是好心办坏事的思维定势，刘对此种说法予以反驳，他认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20]
    在此后的一些会议上，刘少奇还比较隐晦地说过：“跃进，应该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是从一两件事情上面来看。”“这个‘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也还不取消，放到这里再看嘛。”[21]对大跃进与“一大二公”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