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毛主席发动“大跃进”运动，本来是想打破常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结果却事与愿违，经过3年紧紧张张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建设的困难越来越大，甚至连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都不能保证了，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的调整。我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参与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些工作，这一段工作中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是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下提出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日趋严重，特别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连续3年遭受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急剧减产。粮食产量1959年降到3400亿斤（当时估产51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当时估产3700亿斤），跌到了1951年的水平。棉花、油料、肉类生产也普遍大幅度减产。加之高估产、高征购，留给农民群众的口粮远远不够维持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也异常紧张，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恐慌和危机，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很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工业由于大炼钢铁，致使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企业管理混乱，也陷入了越来越大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早在1960年6月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在讲了反“左”倾、反右倾的历史经验后，承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犯了错误，指出我国的建设路线也要随时总结经验，缩短弯路。他还提出计划少提一点，实际工作努力增加，留有余地。这都说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感觉到由于指标过高造成的工作被动，准备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0年8月，李富春同志主持国家计委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国务院在审议这个计划安排时，周恩来总理说：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讲调整，并建议加上“充实”二字。于是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底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实际上肯定了“八字方针”。12月中旬，周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八字方针”做了这样的解释：“‘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这个“八字方针”。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两次决定（指两次郑州会议的决定）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我们吃了很大亏，我也有责任。他一再强调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并说我们的问题是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他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标志着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又回过头来，继续开展被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断了的纠“左”工作，又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二、调整就是要“退够站稳”
        李富春同志受周总理委托，主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同薄一波同志一起“压缩空气”。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是“消肿”，说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较小，“大跃进”搞成了个“虚胖子”，人们形象地说是患了“浮肿病”，调整就是要“消肿”。1961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6个中央局，恢复了10人小组，把原来收上来的企业再次下放给地方，发挥各地方的作用，渡过难关。富春同志认为，根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失去平衡，供不应求。怎么办？无非是一方面扩大供给，一方面控制需求。当时，扩大供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家底子都折腾得差不多了，只能控制需求。
        调整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提出调整到真正落实，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历了从不愿退到退够的过程。这本身也是个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的过程。调整必须首先控制需求，控制需求首先要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基建投资一压缩，社会对钢铁的需求量大大下降，钢材没有人要了，钢铁也就没人要了。回过来不得不压缩生产，许多工业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不能发挥。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突出表现在工农业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严重危机，所以必须调整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要使工业生产规模与农业生产提供的剩余产品尽可能相适应。因此，工业生产指标必须下降，退够才能调整，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在调整中最难的部分就是钢铁生产指标。2月1日，冶金部向周总理汇报，说现在煤炭供应非常困难，大高炉已经停了5座，平炉保温14座（鞍钢有5座、武钢有6座、包钢有3座）。炼钢炉停了再开动损失较小，炼铁炉停了再开动损失就大了。但是，钢铁工业必须压缩，不停炉又没有办法。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中提出，1961年钢产量指标是1900万吨，与1960年大致持平，稍有提高。当时的想法还是想在维持已有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但是，由于3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的破坏，企业管理混乱，生产设备失修，煤矿采掘比例严重失调，加上市场供应紧张，职工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组织生产非常困难，第一季度钢铁生产大幅度下降。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积极分子不声不响，中间分子懒气洋洋，落后分子消极抵抗”。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提出1961年不搞一年计划，搞两年计划，即1961、1962年两年共生产3690万吨钢，各年分别生产1800多万吨，可见这时仍不想退。主席还提出能否搞8年计划，即从1963-1970年的计划，同时提出工业要整风，要解决思想问题，大厂要设政治处，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3月28日，邓小平同志提出马上组织工业调查，他说1961-1963年这3年，主要搞填平补齐，每年钢搞1300-2000万吨就了不起。实际上后来也没有能生产那么多。
        五六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确定调整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李富春同志根据国家计委的预测提出：铁1500万吨，钢1050万吨。他说，工业指标下降是个惩罚，工业发展过快，工业战线拉得过长，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这些我都负有主要责任。毛主席插话说：好，不怕外国人骂。我们本不行，人家说行，自己也说行，不好。我们未学会，至少还要学11年。毛主席还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逐步深入的，没有例外，我也在内。他说：上半年把农业问题搞通，搞好。下半年搞城市问题，工业问题。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开完三级干部会后，农村工作交给二三把手稿，第一把手集中力量搞城市工作，7-8月中旬可以做些调查研究。中央工商各部也要下去调查研究，工业部长不要老坐在家里，一个半月后上山开会。在会议上，陈云、富春同志提出来“要退够站稳，按比例前进”。这是第一次提出“退够站稳”，过去谁敢讲“退够”！不要说“退够”，说“退”就是个问题。这时正式提出来“退够”，这就把有计划按比例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