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项工作，抓机械工业专业化协作。这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同志负责的。“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搞了许多“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本来在一个城市建设一个铸造中心，就可以满足一大批机械工厂的需要。可是由于条块分割，每个机械厂都要建一个铸造车间，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了机器设备，浪费了人力和财力。国家经委抓这项工作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项工作，抓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早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主席就讲：铁要好铁，钢要好钢。1960年6月上海会议时，毛主席明确提出生产、基建都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1960年11月，还专门召开了特殊钢会议，讨论以合金钢为中心的优质钢及8大品种的安排。但在“大跃进”时期，由于钢铁指标过高，为完成产量计划疲于奔命，品种、质量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进入调整时期后，数量指标降下来了，国家经委狠狠地抓了几年增加品质、提高质量的工作。
        在调整时期，国家经委还抓了其他许多工作，如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工业学大庆等。特别是经过前两年的调整，到1963年就想做点建设性的工作。国家经委就研究决定筹备召开三个会议，一是政治工作会议，抓思想；二是经济工作会议，抓效益；三是技术工作会议，抓技术水平的提高。三个会议都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这三个会议不仅开的适时，而且确实有效果。国家经委这时召开三个会议，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基础上，想进一步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要发展了。
        5月召开技术工作会议，会议是我主持。会议讨论了如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赶上世界60年代的先进技术水平和有关的技术政策问题；讨论了如何加强技术责任制，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增加产品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培养技术力量等问题。那个时候技术问题一开始还没为大家所重视，人们主要是谈经济问题，所以技术会议的影响不算大。当时只有一条，就是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为此国家经委专门成立了技术推广局，目的就是提高大家对技术工作的认识。我们在“大跃进”期间建立起来的一批工业企业，都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在技术工作会议上，李富春、聂荣臻同志讲了话，薄一波同志作了总结讲话，各个省、市主管技术的经委副主任都参加了。会议形成了《国家经委关于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几点意见》。
        6月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是宋养初同志主持。对经济工作会议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大跃进”对经济造成这么大损失，要医治“大跃进”的创伤，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发展国民经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勤俭节约还是我们的传家宝。大家都非常欣赏路安矿务局石硌节矿勤俭办企业的精神。会上表彰了6个企业，包括兰州炼油厂、长治路安矿石硌节矿、襄樊纺织厂等。会议期间，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先进企业的代表。这个会议影响比较大。
        政治工作会议是在这年年底举行的，目的就是想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林彪提出来突出政治，会议对突出政治讨论十分热烈，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到哪儿？大家在讨论中意见就不一致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无法统一，薄一波同志只好把邓小平同志请到会议上来。邓小平讲了一句话：突出政治，落实在三大革命运动上。三大革命运动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小平同志的这个回答十分巧妙，突出政治既包括阶级斗争，也包括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给与会同志留下很深印象。
        经过几年的艰苦整顿，在宏观经济方面压缩需求，控制总量平衡；在微观经济方面，进行企业整顿，加强企业管理。同时随着农村形势的好转，工业生产也逐渐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1961年产钢870.3万吨，1962年产钢667.2万吨，1963年产钢761.9万吨，1964年产钢964.3万吨，1965年产钢1233万吨，1966年产钢1532.4万吨。到1965、1966年，钢铁生产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大多数已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有的还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其他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达到和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如果不是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破坏，我国整个工业、包括钢铁工业会稳步发展，我们的工业基础就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