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8世纪的欧洲还形成了另一种文明理论。伴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有些欧洲人认为，各地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治理有别是因为自然环境不同，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构成不同的文明。1819年，“文明”一词有了复数形式。（12）按照这一观点，文明有类型之分，无高下之别。这种理论可称之为“文明类型理论”。
    两种文明理论都以全人类为对象，具有“世界性”，所以从中衍生两种不同的世界历史观。
    “文明价值理论”派生“进步史观”。“文明”一词出现之际，“欧洲的上等阶层就以‘礼貌’与‘有教养的’这两个概念在被他们认为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面前表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并以它们来表明自身行为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使他们觉得自身有别于所有普通的、没有受教育的人们”。（13）在近代欧洲人全球扩张并与各地“初民”接触中，这种原来仅为贵族所有的优越意识扩散到整个欧洲社会。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对世界历史的模糊认识就是从研究“教养”问题开始的。他们认为，“教化”是理性的外在表达，它是一个过程，有快慢、先后之分。杜尔阁（Anne Turgot, 1727-1781）是提出“进步史观”的第一人，他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的不断进步。（14）18世纪下半叶，在文明理论诞生的同时，欧洲出现了具有经济发展含义的“现代”概念，而“现代欧洲”的使命就是超越自己的历史，与野蛮传统决裂，建立文明社会，引领人类发展。因此，弗格森为“文明进步”增加了生产发展和财富增加的内容。在弗格森笔下，不断进步乃是文明的本质，停滞则是文明的对立物，停滞的亚洲没有“文明史”。（15）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论中，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进程。（16）在达尔文径直将人类分为文明与野蛮两种之后，法国思想家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1816-1882）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公开倡导种族主义文明观，认为不同种族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17）及至基佐，“无与伦比”的欧洲文明终于被公认为具有“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18）而世界历史只能是欧洲文明的传播史。西方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历史观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文明观路线形成的。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史观虽然剔除了西方文明观中的种族主义成分，但就其以欧洲模式为标准而言，与该文明观是一脉相承的。及至今日，这种文明观仍有余波，一些欧洲主流思想家坚持认为，将所有文明视为平等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没有文明曾取得过犹如西方主导世界这样的统治地位”。（19）
    “文明类型理论”则派生“平行史观”。19世纪下半叶，文明类型理论正式形成。创立者是德国的H. 吕凯尔特（H. Ruckert, 1823-1875），他否认统一文明的可能性，认为多种文明类型在世界上同时存在，平行发展，彼此不可替代。（20）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提出，文明与满足需求的方式有关，不同地区的人民需求不同，所以文明也有差异，因此文明不是目的，而是结果。统一的文明只是抽象概念，现实存在的是风格各异的民族传统。（21）20世纪初，弗洛伊德（1856-1939）和埃利亚斯（1897-1990）等人，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更多地归结为直觉、意志或本能力量，动摇了文明的“理性根基”。布罗代尔作为20世纪的著名史学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文明类型理论，他说，文明源于长期历史积淀，“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文明不过是一群人在一块地域长期安顿而已，是一种必要的归类。（22）后现代主义肯定文明的多样性，认为统一标准的“文明化”就是权力垄断过程，无非是通过理性的虚构和修辞的美化强调“人类文明”的绝对和一统以及某种价值观念的普适性，肆意抹煞生活方式的相对性和多样化。
    综上所述，从“文明价值理论”衍生的“世界进步史观”契合世界历史叙事的历时性要求，但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色彩。（23）从“文明类型理论”衍生的“世界平行史观”，符合世界历史叙事的“横向”要求，照顾到“共同时空”下的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但基本回避社会发展主题。
    两种文明理论及其史观的矛盾在历代世界历史著述中都有所显露。被布罗代尔称为“文明史”研究先驱的伏尔泰（1694-1778），其《风俗论》虽广泛介绍非欧洲文明，但又说人类社会有统一准则，而准则来自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这样就回到欧洲中心论。H. 吕凯尔特一方面承认文明之间不可替代，一方面坚持认为文明有优劣之分，并声称西方文明有比较优势。英国史学家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服膺文明类型理论，但他比较研究的结论是，在欧洲，自然受人类支配，在非欧洲地区，人类受自然支配，高下分明。涂尔干曾说，风格各异的传统在历史上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属性，但同时认为，各类文明传统都走向相同的终点，这样，类型的不同在他那里仍意味着发展阶段的不同。（24）倡导文化形态说的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布罗代尔等人都以平行罗列多种文明始，以证明西方文明先进终，其原因也是陷于两种文明理论的内在矛盾而不能自拔。
    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书写模式也与文明观有关。有考证说，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lidas，后者有“形成国家体制”的含义。（25）关于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基佐和黑格尔曾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在基佐看来，文明既然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那么一个民族的文明就构成一个民族的财富，民族国家就是文明进步的载体，没有这一载体，文明不可能取得进步。（26）而黑格尔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他说，只有具有命运“自觉”的人群才称得上是民族，只有这种人组成的政治实体才叫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是文明程度达到高级阶段的表现，中国、印度等因为没有建立民族国家，所以始终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27）基于这些文明观，现代历史学从一诞生就以民族国家为“本”。在兰克看来，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体现“精神内容……（和）上帝意志”。（28）德国史学家利奥（Heinrich Leo, 1799-1878）则说：“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全部文明的历史，只有当一种历史包含更多类型的主体才是世界历史……这些多种形式类型的主体正是……民族国家。”（29）其结果是，“专业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世界历史上为民族国家书写纪元的知识制品”。（30）
    在剖析西方文明观及其对世界历史学的影响之后，再来看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我们对它的源起和意义将可以有更准确的把握。
    “文明互动”一说，率先由布罗代尔提出，经威廉·麦克尼尔和杰里·本特利得以完善。布罗代尔认为，虽然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带是比较稳定的，但也是相互传播和相互渗透的，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和完全封闭的。（31）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则指出，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当中，因此生硬地把人类文明分成不相往来的各个部分，并进行比较，在方法论上是有欠缺的。（32）这一观点既然否定了从黑格尔到汤因比都无比推崇的“文明纯粹性”，当然也就否定了任何一种文明的“中心论”，从而断绝了在世界历史学中出现任何一种文化霸权的可能，避开了“进步史观”易于坠入的陷阱；此外，该说认为不同文明在互动过程中，既因为互相学习借鉴而提高生存技巧，也因为生存竞争而刺激发展动力，因而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平行史观”所回避的发展主题在这里得到了新的表达。所以应该说，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为化解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的内在矛盾、廓清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