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书写方式源自进步史观，全球史史学家对这一方式的批判当然也从对进步史观的批判开始。杜赞奇指出，“民族”概念本身就是按线性进步思维塑造的“一个体现能够推翻历史上被认为仅代表自己的王朝、贵族专制、以及神职和世俗的统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主体”，一个被建构出来的、“随时准备在现代的未来完成自己使命”的组织。他说，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本来是依据一系列偶然事件而虚构出来的“进步历程”，只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唯一被记录的位置，才被误解为代表全部历史。（33）
    全球史史学家承认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舞台，但同时呼吁史学家关注更宏大的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既影响局部也影响全球。他们或选取其他地理单位取代民族国家，或侧重描述对人类历史进程曾产生重大影响、但因超越政治实体而以前被忽略的现象，如气候变化、物种传播、疾病流传等等。还有许多全球史史学家把地方史、国别史、区域史都放在更大的跨区域的、跨国别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来考察。（34）
    从上文可以看出，如果把全球史观及其“文明互动说”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和更宏阔的学术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其有意无意间是针对西方学术史上的某些学理矛盾、争议或偏差而提出的，它的批判性、纠错性大于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很多情况下，文明互动史著作都只具有填补“史学盲点”的作用，而自身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至在史学界引起“全球史不需要明确的历史发展理论”的误解。（35）全球史史学家将文明的发展仅仅归结为互动，忽略了各文明体内在的矛盾运动，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另外，不以“民族国家为本”，那么以什么为“本”呢？许多人以“互相关联”的单位为“本”，但严格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处于“关联”之外，以什么标准来划定“叙事单位”呢？凡此种种皆说明，全球史探索仍是新事物，其研究范围和认识方式仍在探讨之中。（36）
    三
    全球史既属宏观史学，就不可能回避理论体系。近年来，一些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重提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因素决定疾病发生率和土地肥沃程度，而后两者决定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则制约社会发展模式和水平。（37）《国富国穷》和《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两书就是以自然环境解释不同地区发展差异的范例。（38）
    以“文明互动”为主线来构建理论体系的尝试也在进行当中。其间全球化研究起到助推器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把历史学引入全球化研究之后，历史学中的“全球思维”曾有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是把全球化视为当下现实，排除于历史研究范围之外；另一个是选取一个时段，平行罗列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全然不涉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典型是《1688年的世界史》。（39）
    大多数全球史研究者的做法是结合当今全球化特征，追溯其历史渊源。他们的结论是，当前所有全球化表征都有其历史踪迹。比如：全球的商品流动和跨国投资在19世纪80年代至1914年间已具规模；当代的世界经济报告与一个多世纪前德国世界史学家所作的“国际经济分析”没有本质区别；1860-1902年间在世界范围内铺设的电缆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铁路网建设堪称因特网的前身，等等。他们得出结论：当今的所谓“全球化”是历史的延伸，在表面“新异”的背后都隐藏着持续性。（40）
    对全球化乃历史延续而非历史断裂的判断，引发对世界分合规律的探讨，在这一探讨中，文明互动说得到充实。约翰·R. 麦克尼尔指出，与宇宙和生命的历史一样，人类历史也呈现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演进的过程。社会的生成和维系取决于它拥有的“能量”，即能源的占有数量和利用水平。因此人类各社会之间必然发生争夺能量的竞争，竞争胜败依赖于社会复杂程度，复杂社会往往吞噬简单社会，其表现或是简单社会屈从于复杂社会，或是简单社会改变自身，也变得复杂。那么，什么是复杂社会？作者说，复杂社会就是对人类群体间合作与竞争关系有深入理解的社会，依据这种理解采取的行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繁衍机会，因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由此可见，对“互动”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是一种决定性力量。随着人类交往能力和社会技巧的普遍提高，随着人类整体向复杂社会演进，人类的互动网络体系变得越来越大，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约翰·R. 麦克尼尔还认为，人类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同质性和多样性循环转换的过程。远古时期，人类分成一个个小群体，操着很少几种语言，生存策略也极为简单，人类呈现简单同质性。后来随着人类散布各地，文化多样性形成，发展出诸多复杂社会，如部落、城市国家、帝国等等，宗教差异也越来越大。但公元1000年左右，多样化趋势逆转。多种文明的长期互动使复杂性成为一种原则，共尊一种原则的结果是文明趋同，语言和宗教的种类以及政治组织的数量都趋于减少，从而形成新的统一性。当这种统一性达到极限，新的复杂多样性又将出现。（41）
    全球史史学家认为，我们正在迈进“全球联动”的时代，整个世界处于多种文化的统一过程之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摆脱各种地域、种族、国家权力的偏见，对这一过程进行尽可能真实的描述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而真实的描述需要覆盖人类居住的全部地区，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历史，并吸引全部地区的学人参与其中。（42）当然，在当今这个“很难书写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代，（43）这只是一种理想，但这是值得追求的理想，正是在该理想的鼓舞之下，“文明互动说”保持着活力。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批准号08JZD0037，合同号08JZH03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global history并无精确定义，常被使用者赋予不同含义，并与world history, universal history, big history, comparative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connected history, entangled history, shared history等词的含义有交叉和重叠。广义的全球史指超出个别民族国家之外的宏大叙事；狭义的全球史指一种新的史学范式或新视角。参见Jerry H. Bentl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②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③杜维明：《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23页。
    ④自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教“预定论”出现以后，从结果反推原因一直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之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都是依据欧洲发展的领先地位推导其文明的“先进性”。
    ⑤陈启能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⑥关于全球史在中国的传播，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0-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