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刊兴起，形成舆论，也具有监督慈善活动的职能。如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指出，上海的同仁、辅元等各善堂，“迩来坛夫埋葬，每每土坎不肯掘深，棺木入土未及一半，即以挖起半棺之泥浮覆棺面。日炙雨淋，几如未葬”。同仁堂随后也在报上登文，进行解释。《申报》的另一篇文章对善堂管理者依靠政府谋取私利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好嬉董事，借前人之遗规，求官宪之告示……仗官宪余威，勒派于妓馆烟间，而妓馆烟间，自知所作所为，尽干例禁，不敢不遵告示书捐。既书捐数，即行催缴全清，否则不堪其扰。捐项缴齐，各董分用。取之于妓馆烟间者，依然用之于妓馆烟间矣。至贫人之求医药者，则应之曰：无资延买；求棺木者，则应之曰：无力购办；求热粥与棉衣者，则应之曰：实无银洋置备米与布也。”
    三
    清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按照血缘关系成立的义庄，其监督机制即带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义庄是清代宗族内的主要慈善设施，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拥有义田、庄屋、墓祭地、宗祠等，多由族中富人捐出。组织机构一般以庄正为首，下设庄副一二人来经理庄务。庄正多由建庄者后裔中明达者为之，也有宗族不论出身，只任贤能，如常熟王氏怀义堂规定：“经营义庄，择诚实有才者一正二副，或本族，或异姓。”
    建庄者及其后裔有权对管理者进行约束与监督。如王氏怀义堂，其庄正、庄副由怀义堂建庄者后裔请定，庄正遵循义庄规条经理庄务，建庄者后裔“随时稽查”。此外，宗族内所有人均有监督之权。义庄对其款项出入有详细帐册，如苏州彭氏义庄“庄田条漕、公用春秋享祭及支发钱米零星杂用，俱立册簿，分别四柱，月终核结一次，岁终复总结一年出入之数，立一总簿，并录副本，一存庄内，一悬之公所，可备族中公同看阅”。为避免纠纷，宗族中人均不得与义庄发生经济往来。上海曾氏义庄规定：“本庄永不准在外赊欠货物、借贷银钱，并不得典卖抵押族人田屋。族人不得佃种庄田、借住庄屋，庄中一切器皿杂物及船只田车等类，悉数详记簿册，不准借出。”
    总体上看，清代对民办慈善机构的监督最有特色，带有较强的近代色彩。其监督覆盖了筹集善款、经费管理、实施救助等各个环节。通过监督，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取得信任，这使民间慈善活动在晚清获得了较快发展。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方面，政府的介入使其容易受到当时吏治腐败的影响；另一方面，受物质条件制约，财务监督尚不是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