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左宗棠还对知己知彼，灵活机动，“多算胜少算”的克敌制胜思想作了比较深刻的理论总结。他说：“至用兵之道，规模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商。至临敌审机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者，非虚语也。’”（22）
    左宗棠既精辟地指出了战争中“规模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商”的周密计划性，又深刻地看到了战争中“审机致决，瞬息不同”，“胜负只争呼吸”的机动灵活性，这是战争的计划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他充分发挥了我国古代“多算胜少算”的军事思想，指出必须善于根据预先周密计算与战争实际进程符合的程度，不断总结经验，加强计划性，从而更加深化了对战争的计划性与灵活性的认识。他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正是运用这种思想，对战争规模、敌我兵力、军费开支、粮食需要、军火供应、运输线路、交通工具、骡马饲料、地理条件、气候变化、进攻时间、战争步骤等等，都进行了极为周密的筹划与精细的运算，制定了“层递灌运”与“缓进急战”的作战计划，并在实施中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加以灵活机动地调整和发挥。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证实了左宗棠预见的正确性。
    左宗棠每到一个新的战场，指挥一个新的战役，都要首先分析天时、地理、后勤供应及敌我双方等各方面的特点，然后确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方针。例如，他用兵陕甘，平定回民起义时，就首先敏锐地看到西北用兵的特点是：“窃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23）且是“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24）针对这一特点，他提出了耕（屯田）战结合，“剿抚兼施”（25）的方针。当收复新疆时，又针对新疆地区“道经戈壁，无水草，无民人，无牲畜，均须由关内筹划”（26）的地理特点，作出了“层递灌运”、“缓进急战”的战略决策。由于这些决策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因而，取得了预期胜利。他在“通筹”全国海防计划时，也从各地战略特点出发来思考：“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县各岛，凡可收船寄碇之处，均宜察勘，预为之防。然合七省通筹，则只此一海，如人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天津者，人之头顶；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顶腰膂，皆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弛也。此外视如髋髀，谓其无足爱惜固不可，谓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北、东、南三洋，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27）这反映了左宗棠不仅善于分析全国各地的不同战略意义，而且善于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辩证联系的观点。
    四
    一切从战争的全局出发，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为主。这是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的重要用兵原则。左宗棠在浙江作战时，“谕将士击寇，以歼灭为期，勿贪克省城近功，惮遇阻而忘大局”。他说：“无论曾否克复省城，总以杀贼多少为劳绩高下。”（28）对湘军的这一用兵之道，蔡锷曾给予很高评价：“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29）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害怕“打烂坛坛罐罐”，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方针，提出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30）灵活机动地运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打了很多漂亮的歼灭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指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31）这里，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歼灭敌人与夺取地方的辩证关系。解放战争时期，我各解放区指战员都自觉运用了毛泽东的这一军事原则。战争开始时，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农村，让敌人背上包袱，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使敌人的攻势很快成为“强弩之末”。我军则大踏步地进退，集中兵力，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从而逐步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也与左、曾、胡的军事思想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五
    体察百姓疾苦，严明军纪，以争取民心是左宗棠的又一重要军事思想。他掌握兵权之后，用兵最重军律，对于官兵上下，有所谓“行军必禁”之规定：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不宽贷；即打牌、聚赌、吃烟、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摇言揭贴之类，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负民货，皆当严禁。”（32）左宗棠所部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执行这些纪律，所以他曾自夸其军纪说：“综计师行八省，以至关陇全境，无论经过何地，所需军食，均自行备办觅雇，概照民价发给，未尝以丝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准各省地方官藉口支应兵差，为开销张本。”（33）收复新疆时，左军转战千里而纪律严明，他多次指示各军：“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34）他给嵩武军统领张曜的信中说：“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如能以王土、王民为念，则南八城易复，而亦可守矣。”（35）因此，左军很受新疆天山南北路各族人民的欢迎，“各城阿齐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酷、献牛羊，络绎道左。”（36）左宗棠后来论及出师新疆的问题时说：“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之用兵。理主于常，而效见为奇，……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使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故回部安而贼党携，中国服而外夷畏耳。”（37）
    左宗棠每收复一地，都要“严饬富民捐赈，令军士就地耕垦，广招邻省农民，畀以耕牛，种籽”，（38）以恢复农业生产，安定民生。他主张“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39）“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心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温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40）左宗棠能够顺利地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巩固祖国西北的半壁河山，与他的这种“真心爱民”，“实心办事”的精神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