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展》第二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展览的展品，是父亲生前的旧藏。参观展览的人们，无不为他在传统文化传承上的认知和作为深表敬佩。
    父亲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生于1922年，不满16岁就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1948年至1966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18年。父亲参加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央许多文件的起草。他多次受毛泽东嘱托，到各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人们只知道田家英学识渊博，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却很少知道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成就了一项文化事业。这篇文章，就从父亲缘何萌发了辑藏清人墨迹和他是怎样收集的说起。
    一
    父亲是个孤儿，3岁丧父，9岁失母，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败落，12岁便被迫辍学当学徒。15岁时，靠卖文的收入考入初中。然仅一年，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又被校方开除。算下来，他在校学习的时间总共不过6年，他的学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
    少年时代，父亲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12岁便发表文章，赴延安前已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散文和小说。在自学的经历中，他逐渐对中国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到延安后，父亲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任教，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为了讲好课，他常常通宵达旦地攻读史学论著，打下了一定的功底，也更加关注近代史的研究。
    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父亲看到一部由梁启超作序，萧一山撰著的《清代通史》，很感兴趣。他佩服作者的治学精神和勇气。但他认为萧一山受时代条件局限，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采用。加之作者本人的唯心史观，给这部著作带来很大的缺憾。从那时起，父亲就萌生了有生之年，撰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的想法。
    在延安，父亲还有幸结识了著名学者范文澜，俩人成为忘年交。在范老的教诲和影响下，父亲在近代史研究上逐渐有了方向。可以说，范老是他走进清史研究大门的引路人。
    二
    来到毛泽东身边，父亲在多方面受毛泽东的影响。50年代有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把父亲叫去，交办工作后，就谈古论今地说起来，从历史、文学、典故到古今人物，可谓志趣相投，无话不谈。一次谈得畅快，毛泽东和父亲戏言：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怎么样？说完毛泽东开怀大笑。毛泽东喜欢好读书的人，父亲也从领袖处受益匪浅。收集清人墨迹，还应该说与毛泽东的熏陶分不开。
    母亲董边清楚地记得，50年代，一次她和我父亲去古旧书店买书，路上聊到治学时，父亲讲了一段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亲说：治学不应脱离现实社会。多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清代是封建社会有代表性的朝代，集封建社会之大成。研究它，对于认识封建社会的弊端和社会发展形态的规律有现实意义。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不研究中国的过去，不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实质，是搞不好的。他愿在有生之年写一部唯物史观的《清代通史》，现在的研究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工作又太忙，不能集中精力写书，但可以着手收集资料，为日后的写作和研究做准备。他告诉母亲，这个想法和认识曾和毛主席谈过，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三
    大约从50年代中期起，父亲就开始了对清代学者墨迹不懈的收集。十几年间，他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绝大部分工资、稿费都用在这件事上。
    当年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等地的古旧书店和一些地摊是父亲经常涉足的地方。因清朝年代较近，当时没有人把清人字画当作有价值的文物收集，然而有心的父亲却在其中发现了许多宝贵资料。
    除北京外，父亲还利用和毛主席外出开会、调查的机会，跑遍了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文化名城的文物商店。
    一次父亲到杭州开会，朋友告诉他，古旧书店有海宁“别下斋”后人卖出来的1000多封清人信简。父亲立即同店方联系，利用开会的间隙和晚上时间，历时一周，把每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为了弄清楚信与信之间的联系及其史料价值，他把信札摊在住所客厅的地板上，趴在地上研究、鉴识，最后选中了40封信买下。其中包括钱坫（diàn）、钱泳等学者的信札。父亲的眼力和学识使文物商店的专业人员都十分佩服。
    父亲把收集清人墨迹作为研究清代历史的一部分，他注重按年代、按学术流派、按历史人物的作用，有系统地寻找。在他中南海永福堂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萧一山编的《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随时可翻阅查核。只要收到某某人的墨迹，就在书上这一人名前划一个红圈。他曾对朋友戏言：此书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他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一千多位学者的墨迹，尽可能收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