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所收条幅、楹联、册页、书简和手稿,多出自清代文人、学者、官吏之手,不仅内容丰富,且书法艺术性高。尤其是书简、信札,涉及范围广,时代特征鲜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人文等各方面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他收藏的信札达300余家,近600通,多数为清代学者之间的信函往来。写信人和收信人有不少是在经、哲、史、地、音韵、金石、天文历法等方面有造诣的学者。他们之间的通信,有的在讨论学术问题,有的在交流考据成果,有的相互诗词唱和,有的描述风土人情……零零散散的材料汇集多了,就构成了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父亲经过研究,将一封封信札拓裱后,汇编成集。如他将赵翼等九位学者写给孙星衍的信合为一册,称《平津馆同人尺牍》;将钱大昕、翁方纲等人给钱泳的信合为一册,称《梅花溪同人手札》;将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信札合成一册,注明“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 父亲为研究清史从而收集清代学者墨迹的做法,得到好友们的理解和支持。如谷牧、胡绳、魏文伯、李一氓、姚洛、王力等人,或把自己所藏赠送父亲;或帮父亲寻找;或用交换藏品的方式帮助父亲收集缺少的品种。 四 经过10余年的努力,到1966年,父亲的藏品已达千余件,年代跨度从明末到民国初前后300余年,涉及500余人,囊括了清代各个时期文人学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明末清初的藏品,主要是一批抗清志士和著名文人的墨迹,如傅山、朱耷、孔尚任、朱彝尊等。 乾隆、嘉庆时期的藏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几大学术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几乎收全了,例如师法汉儒的“汉学”代表人物惠栋的作品;提倡程朱理学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的作品;以及扬州八怪、西泠八家的作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父亲这一阶段的收藏,更多关注风云变幻时代造就的杰出人物。清代思想家、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以诗文揭露清廷的腐朽,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父亲收集到龚自珍的一幅中堂,视为珍品。凡有朋友来,必拿出来一起欣赏。(可惜“文革”期间被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早就窥觊田家英藏品的人拿走,散失掉了。)父亲还有一本龚自珍早年学佛时抄录的《心课册》手稿,也属罕见的墨宝(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 再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墨迹,父亲收的较多。他因仰慕林公人品,收集了条幅、楹联、扇面、书简若干件。其中的“观操守”中堂,内容是林则徐遭贬黜后所作:“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镇定要在被考验的环境条件下才体现得最真切、最完备。可以说,这幅墨宝,是林则徐这位重要历史人物高尚情操的印证,对于研究林则徐的思想生平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戊戌六君子”,父亲收集有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四人的墨迹。其中谭嗣同的扇面和康广仁的楹联最为难得。谭嗣同的《赠宋恕》扇面,行隶兼有,清秀俊逸,秀美中透着刚劲,风格独具。谭嗣同英年早逝,墨迹传世极少。父亲十分敬重谭嗣同舍生取义的气节,在欣赏时会情不自禁地吟出谭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甚至将谭嗣同的斋名“莽苍苍斋”,前面冠一“小”字,用“小莽苍苍斋”为自己的书斋命名,以表达对这位爱国义士的敬仰。 五 曾和父亲一起工作了17年的逄先知主任说过: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逄主任的话是有所指的。 “文革”之初,他不堪忍受小人的诬陷,成为这场浩劫最早的受害者。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父亲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早在1962年,他政治上就受到了大的挫折,思想极端苦闷。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清人墨迹的辑藏中。这个爱好,给了他精神世界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文化性格,体现在他的收藏中;同时,收藏活动也陶冶着他的情操。 上世纪60年代初,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被动局面,他受毛泽东嘱托,带队到农村调研。 当他目睹了老百姓缺粮断炊,或逃荒或病饿致死的惨景时,向参加调查的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背诵了清人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感慨道: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百姓疾苦,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一起赴浙江调查的同志还记得田家英对他们说过的话,“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怕受打击。人生最惨的事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一定向上反映。” 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骨气的人。就在60年代,国家政治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他将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刻成图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思是,“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躲避或追求什么”。 面对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父亲曾说“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爱国志士“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无关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他留下的诗句,印证着他坦荡赤诚的襟怀。 六 父亲和我们在一起从不说教。怀念父亲,常常想起他带我们姐妹去王府井旧书店,出中南海东门,走在故宫护城河沿。夕阳西下,金光洒满宫墙,拉着父亲的大手,听他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一种幸福感至今温暖我们的心田…… 父亲为研究历史而收藏,同时,也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收藏。他说过,这些藏品是人民的,将来应让它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挥作用。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父亲的心愿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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