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则用“中体西用”论来指导维新运动，着眼于“会通”二字，即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故其“中体西用”论可称之为“会通”论。起初，是郑观应最先提出了中学与西学“会通”的初步设想。他说了两句著名的话：“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38）到戊戌维新时期，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大力宣传，“会通”论一时盛行起来。
    先是在1896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学校总论》一文，即提出了“达于中外之故”的要求。10月，发表《西学书目表后序》，又明确指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次年8月，发表《学校余论》一文，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为学者应“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故今日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39）他在这里所说“达于中外之故”、中学与西学“参合”，以及反对“无用无本”，都有要求“会通”之意。
    与此同时，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中学与西学“会通”的思想。他自称：“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40）即指此而言。他在《总论》中先提出“会通”的原则：“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继在《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中写道：“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梁启超虽也以“中体西用”为是，但主张中学与西学“贯通”和“能合”。所以，他强调“力矫流弊”，并坚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41）的教学方针。
    在此以前，由康有为授意，梁启超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所草拟之《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也发挥了同样的见解：“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颇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泯中西之界，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42）此折上于1898年6月30日。《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云：“令卓如（梁启超）草一折，交宋芝栋（伯鲁）上之，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43）于此可知，此折虽由梁启超起草，然系康有为授意，反映了康有为的观点。梁启超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在此折之后，亦可见中西两学“会通”是康、梁二人共同的见解。
    维新派主张中西两学“会通”，其主要目的是要为他们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寻找一条通行的途径。康有为在《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中便透露了这种意思：“知时变之宜民，观会通而行礼，审得失成败之故，决维新更始之谋。”中西两学的“会通”，必然要扩大到中西政教的“会通”。他多次上折建议“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上继尧、舜，轶驾欧、日”（44），都反映了维新派主张中西政教“会通”的思想。因此，可以这样说，维新派是以“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作为推行维新的指导原则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戊戌维新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洋务派的后期健将张之洞也就“中体西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之洞将其书分为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他对“中体西用”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又称：“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45）在他看来，中西政教判然有别，不能相通。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46）。可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事实上只是前期洋务派“中本西末”论的翻版，并未摆脱“中体西用”的“补救”论的窠臼。
    不仅如此，《劝学篇》还是一篇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张之洞以《弟子记》的名目追述《劝学篇》的写作目的说：“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作《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47）所谓“佥壬”，指的就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张之洞似乎在两个方面作战，既反对封建顽固派，又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但他的主要矛头所向还是后者。他借《劝学篇》攻击维新派的言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宣称“三纲”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指责维新派“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其二，攻击维新派所宣传的民权论：“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46）其三，针对维新派倡导变法之举，提出了一条变与不变的原则：“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48）就是说，他所要求的变法是必须恪守洋务派的变法原则。显而易见，他是用“中体西用”的“补救”论来对抗维新派的。
    由上述可知，在戊戌维新期间，曾经提出过两种“中体西用”论：一是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一是以洋务派后期健将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补救”论。维新派的“中体西用”的“会通”论，是作为指导维新变法的原则；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补救”论，则是用来对付和抵制维新变法的。论者不察，往往将二者混而为一，故在评价上或臧或否，众说纷纭。只有弄清了戊戌维新期间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中体西用”论，才能对它们分别地做出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