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收集清人墨迹作为研究清代历史的一部分，他注重按年代、按学术流派、按历史人物的作用，有系统地寻找。在他中南海永福堂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萧一山编的《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随时可翻阅查核。只要收到某某人的墨迹，就在书上这一人名前划一个红圈。他曾对朋友戏言：此书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他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一千多位学者的墨迹，尽可能收全。
    父亲所收条幅、楹联、册页、书简和手稿，多出自清代文人、学者、官吏之手，不仅内容丰富，且书法艺术性高。尤其是书简、信札，涉及范围广，时代特征鲜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人文等各方面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他收藏的信札达300余家，近600通，多数为清代学者之间的信函往来。写信人和收信人有不少是在经、哲、史、地、音韵、金石、天文历法等方面有造诣的学者。他们之间的通信，有的在讨论学术问题，有的在交流考据成果，有的相互诗词唱和，有的描述风土人情……零零散散的材料汇集多了，就构成了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父亲经过研究，将一封封信札拓裱后，汇编成集。如他将赵翼等九位学者写给孙星衍的信合为一册，称《平津馆同人尺牍》；将钱大昕、翁方纲等人给钱泳的信合为一册，称《梅花溪同人手札》；将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信札合成一册，注明“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
    父亲为研究清史从而收集清代学者墨迹的做法，得到好友们的理解和支持。如谷牧、胡绳、魏文伯、李一氓、姚洛、王力等人，或把自己所藏赠送父亲；或帮父亲寻找；或用交换藏品的方式帮助父亲收集缺少的品种。
    四
    经过10余年的努力，到1966年，父亲的藏品已达千余件，年代跨度从明末到民国初前后300余年，涉及500余人，囊括了清代各个时期文人学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明末清初的藏品，主要是一批抗清志士和著名文人的墨迹，如傅山、朱耷、孔尚任、朱彝尊等。
    乾隆、嘉庆时期的藏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几大学术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几乎收全了，例如师法汉儒的“汉学”代表人物惠栋的作品；提倡程朱理学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的作品；以及扬州八怪、西泠八家的作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父亲这一阶段的收藏，更多关注风云变幻时代造就的杰出人物。清代思想家、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以诗文揭露清廷的腐朽，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父亲收集到龚自珍的一幅中堂，视为珍品。凡有朋友来，必拿出来一起欣赏。（可惜“文革”期间被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早就窥觊田家英藏品的人拿走，散失掉了。）父亲还有一本龚自珍早年学佛时抄录的《心课册》手稿，也属罕见的墨宝（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
    再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墨迹，父亲收的较多。他因仰慕林公人品，收集了条幅、楹联、扇面、书简若干件。其中的“观操守”中堂，内容是林则徐遭贬黜后所作：“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镇定要在被考验的环境条件下才体现得最真切、最完备。可以说，这幅墨宝，是林则徐这位重要历史人物高尚情操的印证，对于研究林则徐的思想生平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戊戌六君子”，父亲收集有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四人的墨迹。其中谭嗣同的扇面和康广仁的楹联最为难得。谭嗣同的《赠宋恕》扇面，行隶兼有，清秀俊逸，秀美中透着刚劲，风格独具。谭嗣同英年早逝，墨迹传世极少。父亲十分敬重谭嗣同舍生取义的气节，在欣赏时会情不自禁地吟出谭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甚至将谭嗣同的斋名“莽苍苍斋”，前面冠一“小”字，用“小莽苍苍斋”为自己的书斋命名，以表达对这位爱国义士的敬仰。
    五
    曾和父亲一起工作了17年的逄先知主任说过：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逄主任的话是有所指的。
    “文革”之初，他不堪忍受小人的诬陷，成为这场浩劫最早的受害者。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父亲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早在1962年，他政治上就受到了大的挫折，思想极端苦闷。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清人墨迹的辑藏中。这个爱好，给了他精神世界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文化性格，体现在他的收藏中；同时，收藏活动也陶冶着他的情操。
    上世纪60年代初，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被动局面，他受毛泽东嘱托，带队到农村调研。
    当他目睹了老百姓缺粮断炊，或逃荒或病饿致死的惨景时，向参加调查的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背诵了清人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感慨道：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百姓疾苦，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一起赴浙江调查的同志还记得田家英对他们说过的话，“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怕受打击。人生最惨的事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一定向上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