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亲临战阵，将士深受鼓舞，斗志昂扬。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胡宗宪调兵进攻占据东沈庄的倭首徐海，倭寇穷凶极恶，保靖、河朔官兵先后为其所败。此时，胡宗宪“擐甲厉声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垒下击”（29），大败倭寇。同年十一月，倭兵侵犯会稽，报沈庄惨败之仇，来势凶猛，“官兵莫能御”，胡宗宪督促将领卢镗迎战，被他以士兵疲劳宜稍事休整为由拒绝，形势危急。宗宪不顾敌众我寡，“夜召亲兵袭破之，达旦，诸营方知，入贺，镗大惭服”（30）。在抗倭战斗中，胡宗宪常“辄自临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置生死于度外。倭寇围杭州时，他又“亲登城监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31），展示了身为统帅的风范。
    第四，重用和依靠一批抗倭将领。胡宗宪十分重视用人，主张“用兵之道，任将为急”（32）。在他手下有一批著名的抗倭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任环、汤克宽、张四维及尹凤等。明廷对军队控制颇严，凡将领遇事必先奏准朝廷而后实行，往往丧失战机。鉴此，胡宗宪建议给诸将必要的权力，“欲责其决胜，必须假以重权，临阵之际，俱得以军法从事”（33）。如有紧急军务，允许将领“一面先行处置，一面具本奏闻”（34）。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机智灵活，不失时机地打击倭寇。
    上述将领中，胡宗宪尤为器重戚继光、俞大猷，充分发挥他们的军事才能。嘉靖三十五年，戚继光调往浙江抗倭的次年，胡宗宪就推荐他任参将，镇守倭患最烈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将他放在抗倭第一线。胡宗宪特别重视招募土著民兵训练参战，曾亲自“于沿海招募义勇，照依客兵支给口粮”（35）。他大力支持戚继光训练浙兵，实现其以浙人守浙土的主张。当时义乌县乡民正同处州来的矿夫为争夺采矿权展开大规模械斗，义乌乡民骁勇善战获得胜利。胡宗宪认为义乌民悍勇可用，指出：“外贼称悍，乌民一战歼之，勇可知矣，吾方求其人而不得”（36）。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秋，戚继光奉命裁汰所部旧兵，去义乌招募3000兵丁，组成威震四方的“戚家军”。募兵的作法是对明代卫所制兵役的变革，调整了士卒世袭制，使军伍编制和领导体制更加适应抗倭战争的需要。不久，戚继光又献鸳鸯阵，胡宗宪高兴地说：“得之矣，自后义乌兵遂以劲名天下！”（37）嘉靖四十年夏，倭寇一、二万人犯台州，戚继光面对“敌众我寡”之势，分路策应，合力并击，以次歼灭。胡宗宪赞许道：“是时兵实千五百人，而一鼓殄二千贼于呼吸间，全师奏凯，可不谓奇耶？”在上疏中，他推崇戚继光“督战功最”（38）。
    可见，戚继光、俞大猷对平定倭寇做出的突出贡献与胡宗宪指挥、重用是分不开的。过去有人认为胡宗宪压抑戚、俞，这种观点也是不妥当的。
    第五，剿灭倭寇巨魁王直、徐海。王直、徐海长期以来在海上“南面称孤”，坐遣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为倭寇巨魁。胡宗宪不顾一些朝臣反对，决计剿、抚并施，铲除王、徐。他一面令戚继光、俞大猷痛击倭寇，一面派人到日本五岛招抚王直。此时，日方因连年进犯我国，伤亡颇大，或“全岛无一归者”（39），怨声载道。王直集团内部亦矛盾重重，他表示如明廷能免其罪并开放海禁，就可归附。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徐海、叶麻与陈东率倭数万大举入犯，胡宗宪施离间计，倭寇自相擒杀。明军抓住时机，大败徐海、陈东部。徐海投河自尽，叶麻、陈东和辛五郎并斩于嘉兴。未几，势力日蹙的王直从五岛西渡至定海，欲同徐海联合，但徐部已被剿灭，王直进退维谷。胡宗宪即命戚继光“督健将埋伏数匝，水陆要害，星罗棋列，鱼鸟莫度”（40）。同时，答应为王直请封都官号，允许通商互市。王直迫于官军“兵威甚盛”及利禄诱使，投降官府。至此，王直、徐海部倭寇基本消灭，“两浙倭渐平”（41）。
    作用评说
    胡宗宪善于用人，精通谋略，冲锋陷阵，冒死报国，功绩在主持抗倭的诸位大员中当推第一，为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势力侵扰做出了杰出贡献，作用颇大。
    首先，保护了东南地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明人薛应旗在论及胡宗宪抗倭作用时说：“闽浙江淮数千里之惨害，东南三十六岛之妖气，一旦廓清荡定，而士民举手加额，载道欢呼，咸遂更生之愿矣”（42）。抗倭胜利使明政府在嘉靖四十二年四月“诏罢江南加派兵粮银两”（43），江南人民多年的“加派”有所减缓，经济逐步恢复发展起来。“东南税赋之场，复旧生理”（44）。百姓安居乐业，国内贸易繁荣。“民复其居，士安其业，耕不释耒，行不弛担。层轩飞陛不烬于炎灰，楼船画舫不绝于觞泛，筒绮杂贿充溢于廛市，闾阖之间，士风嘉丽无减于畴昔，孰非公（胡宗宪）所赐矣”（45）。生产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流通，冲击了我国传统的封闭式经济，有利于新的生产关系萌芽。
    其次，海禁解除，对外贸易益愈活跃。在平倭过程中，许多官员逐步认识到“海禁愈严，贼伙愈盛”（46），海禁既不能断绝走私贸易，又不能防止倭患，纷纷要求开放海外贸易。朱纨主张，百姓船只长不过四丈，宽不过一丈二尺，深不过六尺者，“许其自便”（47）。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胡宗宪疏请与日本互市。由于当时条件不具备，开放海禁未能实现。隆庆初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禁例，准贩东西二洋”（48）的建议，并制定一些商税制度，有条件地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洋贸易合法化。此乃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胡宗宪维护民族利益，消除倭患，为这一经济趋势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另外，国防得到巩固。抗倭战争中，海防设施修缮，士兵得到训练。浙、直、闽、粤沿海防务打破了卫所防御格局，形成了新的防御区域，海防整体性加强，为对外贸易正常开展提供了保障。由于倭寇被平定，东南海疆安稳，明廷才能将戚继光、谭纶、王崇古等调往蓟镇等“九边”，加强北部边防。其中，王崇古为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成功实现作出了贡献，从此蒙汉两族人民长期友好相处。“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49），北疆生产发展起来，“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50）。这些都是抗倭胜利后取得的可喜佳绩。
    对胡宗宪抗倭的历史作用，时人给予很高评价。张鼎说：“浙、直中倭六、七年，更总督数人，费金钱动巨万，迄无成功。公（胡宗宪）奉公授计遣将，或剿之内地，或徼之海外，倭生还者少矣。其擒徐海、诱王直，功尤奇……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抑公可谓社稷臣矣”（51）。
    沈明臣指出：胡宗宪“慨然志死，誓不遗贼，爰声大义，则张胆明目；迭出奇策，则潜虑密谋；延揽英豪，选锐授甲，劝以赏赐，纤以刑罚……旧吴遂有罂脰、陆霸、横泾之捷；东吴遂有清风、仙居、龛山之捷”（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