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萌发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激荡澎湃，与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成为现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影响深远以至今天。本文拟以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流派的更替为主线探讨其发展演变、价值特征与思想局限性。
    一、文化保守主义溯源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化运动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1]（P76） 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暴露。人类对科学技术的错误理解和滥用导致工具理性的猖獗和价值理性的迷失，以致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凸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内心固守的宁静被打破。工业文明的发展为人类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同时，也造成“人被抽象化”、“人被符号化”、“人被非个性化”、“人被工具化”等多重异化现象。人面临价值失落、精神迷失和信仰迷茫等困局。在对现代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中，形成了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西方文化保守主义者反思和批判现代化，以价值理性批判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并进而解决由之带来的人性疏离、道德沦丧、意义迷失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为西方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制衡。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现代化挟西方的军事、经济、政治优势向前资本主义世界推进，从而引发这些地区对本民族文化的保守性回应。文化保守主义也随之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
    同西方文化保守主义一样，非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也高度认同传统文化。反思现代化进程，关注工业化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是二者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对非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上述问题还在其次。如何协调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承续传统文化等问题才是他们最为关切的。非西方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往往采取一种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形式，用“国粹”或“民族精神”来和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分庭抗礼。[2]这是因为西方入侵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使其传统文化在当下存在的合理性遭到很大挑战。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阐明其当代价值是其民族文化延续下去的前提。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是相对于彻底的改革与全面进步、产生于权力集团和知识阶层中间的一种有限变革思潮，它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异域文化的关系、态度和准则。[3]
    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4]这是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也是它与顽固守旧派和激进派的区别之处。
    二、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生存环境
    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并至、东方与西方文化危机的并存是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生存环境。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在这一被动转型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危机--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遭侵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存亡悬于一线。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使传统中国在器物层面相形见绌，而且西方政制文化也使得以儒家文化为支撑的传统意义世界渐次崩解，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
    周秦以降，中国虽然有过佛教和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传入，但其情势与清末截然不同。其一，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发展中，曾对中国造成“亡国”之灾的游牧民族皆在文化上处于劣势，民族危亡与文化危机并未同时存在。一般来讲，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在和平、平等的环境中进行。因而，佛教文化的传入不仅未对中国既有的文化形成威胁，反而成为传统文化的有益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阿拉伯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则更小。然而晚清时期，西方各国不仅拥有军事、经济上的优势，而且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建立起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以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人性化为标志的现代工业文明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价值。中国传统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其二，当其上述文化传入之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尚居世界的领先地位，是文物教化泽被四海的“天朝上国”，无论在制度、国力还是文化上都处于优势地位。而鸦片战争时期，康乾盛世已余晖难觅，种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与西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使“天朝上国”颜面尽失。家国尚难自保，何言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因此，清末西方文化的东来使中国文化第一次面临严重的存续危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国人开始反思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出路。
    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4]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同时，对其提出挑战的西方文化也弊端日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西方文化危机日益加深的必然结果。而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蔚为大观，形成一个高峰。当时中国虽然还不曾亲历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但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已使部分国人能够视察西方文化的危机，并进行反思。因此，牟宗三说：“中国的保守主义正可视为针对‘现代化底危机’的反应”，[5]（P39）而这一“现代化底危机”首先出现在西方工业社会中。
    三、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流派更替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6]（P69）这一论断被视为“中体西用”论的滥觞，“定下日后文化保守主义的基调”[7]（P322）。自此以后，文化保守主义诸派别就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的构建问题，不断阐发自己的主张，成为近代思想文化发展中一个不绝如缕的支脉。兹将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流派及其主张分述如下：
    （一）洋务派与“中体西用”论
    目前学界公认，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因为其指导思想为“中体西用”，而“中体西用”是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8洋务派之所谓“中学”是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洋务派主张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以西学之用来巩固中学之体。
    “中体西用”论既是挽救统治危机的手段，也是探索传统文化出路的文化革新理论，即通过中西文化的相容互补使中国固有文化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而，在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晚清，“中体西用”论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打开了一扇门，有益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
    “中体西用”论诞生后，成为晚清以至其后所有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理念。“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用“体用”、“本末”概念来界定中外文化在构建新型文化中的地位和关系，坚决维护儒学的“主”、“体”、“道”的本位，只是随着形势发展，体、用的所指与范围也不得不与时俱进。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中体”的内容从整个政治、文化体系而逐渐缩小到纲常伦理。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民族精神生活密切关联的诸多领域也都将要受一番西方文化的洗礼，这时，保守主义者乃提出，真正值得保守和发扬的人类文化精神，在中国与西方，都深藏在古代先哲们的遗产中。”[9]而“西用”的范围则从坚船利炮等器物层面推广到政治体制等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
    将一种文化拆分为体、用或本、末的思维尽管在逻辑上存在矛盾，但“作为解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折中性的思想方法，它有效地调节着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卑之间的平衡，足可以堪称百余年来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模式”。[10]在文化保守主义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与“中体西用”类似的文化观念一再出现和翻新。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就明确表示：“儒家思想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11]由此可见，直至194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仍然未脱“中体西用论”的思维路向。
    （二）晚清国粹派与“国粹保存主义”
    晚清国粹派12是活跃于20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间的文化派别，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1905年2月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是为国粹派出现的重要标志。1905至1912年间，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王国维、黄侃、马叙伦等人以《国粹学报》为核心，标举“国粹保存主义”，撰稿评论，著书立说，轰动一时。
    国粹派成员政见歧义，思想繁杂，即便就其文化哲学的核心概念--国粹或国学而言，国粹派成员的认识也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国学是“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13有人认为国学乃“一国所有之学也”；[14]还有人认为国粹是采自中外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15]章太炎则提出“国粹即国史”，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主要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语言文学、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项。[16]尽管如此，国粹要以本国文化为主体这一点上是不言而喻的。
    国粹派崛起之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数十年，中国人对西学的惊愕、抵制情绪已大为消减。面对日渐看涨的西化思潮，国粹派一方面感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又反思西化运动，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拯救国粹，提出“爱国、保种、存学”。国粹派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宗旨，在经学、史地学、文字学等领域都有重大的学术成就。但是，国粹派又非完全守旧。他们对传统文化能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体，发展民族新文化。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们主张积极吸纳西方新知，以达到中西融会贯通的理想境界。[17]国粹派在关照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的宏观建构思路，提出“中西会通”说、“中体西用”说、“中主西客”说、“中西辨证综合”说等几种观念。特别是“中西辨证综合”的观念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维框架，开始步入“古今中西辨证综合的理路”。他们提出中西学术的结合，必须突破中体西用的框限，强调学习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务必“以东西诸国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从而初步提出了建构近代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18]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东方文化派”与“中西调和”论
    “东方文化派”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新旧调和与中西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9]“东方文化派”产生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钱智修、陈嘉异、章士钊、吴宓、梅光迪等人。上述人物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文化组织，其文化思想上的主张也不尽相同。20但是，由于他们共同活跃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而且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要求保守传统文化，主张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调和，体现出立场和思想倾向的一致性。因而，将其作为一个宽泛的文化派别来研究仍然是有根据的。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东方文化派所阐述的文化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在东西文化对比上，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派都承认东西文化存在差异。但新文化派将这种差异视为“古今之别”，认为西方文化领先于东方文化。而东方文化派则认为是“中外之异”，[16]因而，东西文化不存在优劣的问题，而是各有特色，如杜亚泉之谓“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21]。而且在西洋文明呈现危机之时，东方文明正可以疗救西方文明之偏颇。1917年至1918年，杜亚泉先后发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等文。钱智修也以《功利主义与学术》等文章跟进，宣扬中国文化的优长。杜氏等人论述的主旨是：“正因为东西文明各具特色，故不能以西方文明作为标尺以衡度中国文明并进而否定中国文明。中国人应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不仅用以挽救自己，而且要用它来平静惶惶不安之西方精神世界。”[22]
    二、在传统文化问题上，东方文化派主张保存和改造传统文化。五四时期，军阀割据，复古守旧思想弥漫。新文化派认为欲拯救民族于水火，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荡涤封建专制思想，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宣扬民主、科学。东方文化派认为新文化派的这种态度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先民长期积累下来的，只可保存和改造，不可摈弃。固有文化是新文化形成的基础，绝不能因为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需要改造就对传统文化本体进行攻击、摒弃。这样做将会是“世界灭而人道熄”、“是忘本也”。
    三、在新文化的构建上，东方文化派提倡中西调和，折衷新旧。调和的基础当然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体。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既然是各有特点，而且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中西文化的调和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不惟中国新文化的构建需要调和中西，而且世界新文明的发展也要取长弃短，归于东方文化以人为本的宗旨。用杜亚泉的话讲，“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为归。”[23]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调和论的实质，乃是在保守中国固有道德文化本体的基础上，增益西方文化之用，仍是“中体西用”的思维框架。
    （四）本位文化派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目的是将20年代以来思想界讨论过的东西文化观、东方化与西方化、打到军阀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等问题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来探讨。由此引发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来自上海、南京、北平文化界的知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下称《宣言》），在全国引起轰动。自此，1933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文化论争进一步发展并系统化。
    《宣言》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造已达到了相当的成功，“但将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却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他们批评模仿英美和苏俄的人，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的特殊性。鉴于“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宣言》强调“要使中国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在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24]这种表白很显然是批评“西化派”照抄照搬外国经验改革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正在使中国失却“中国的特征”。《宣言》发表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作为回应，十位署名人再次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我们的总答复》一文，进一步阐述他们的文化建设方针。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如何建设呢？根据《宣言》和《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必须顾及到中国的特殊性，注意到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即人民的生活需要充实、国民的生计需要发展、民族的生存需要保障。文化建设应遵循的方针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其具体做法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制度、思想应加以检视，不徒然赞美之，亦不徒然诅咒之，而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文化应当吸收，但不应以全盘照搬，而应“吸收其所当吸收”，衡量的标准是“现代中国的需要”。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使中国文化不仅能与别国并驾齐驱，而且对世界文化有最珍贵的贡献。[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