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曾称“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 [1]张存武也曾强调认识中国宗藩体制的必要性。他说：“制度乃是应特定时间空间之功能建构，自某一地区之历史发展阶段言之，其固有制度并不比来自不同社会之功能建构为劣。然而要明瞭由中国人智慧创建的封贡宗藩制度之功效，必先对其历史详加研究。”[2]因此，选择康乾盛世下宗藩体制为题进行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理解这一体制解体之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多地明了近世以来，当清王朝同西方发生直接遭遇时，中国的体制何以败给西方等重大问题。而就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而言，针对该体制相关理论[3]或宗属关系[4]进行研究的比较多；而针对康乾盛世那样具有转折意义、且体制已发生演变又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时期进行研究的却不多见。这一研究领域的欠缺不仅容易使人误以为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解体是从近代（1840年后）才开始的，而且也不容易解释清楚中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形成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以上不足，本人拟对康乾盛世时期宗藩体制演变及影响等内容进行研究，抛砖引玉，以鉴方家。
    一、康乾盛世下清廷对传统宗藩体制内涵之继承
    清王朝自入关后不仅继承了汉族统治者天下一统的思想，而且也承袭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体制。不仅如此，就中国传统宗藩体制而言，清王朝至康乾盛世时期更为系统地继承了该体制的内涵，而且将它更为充分地展现出来。具体而言，这一继承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经济上、厚往薄来政策
    自康熙帝执政以来，清廷就开始在治理藩属问题上转变思路。清廷不再动辄用高压政策迫使藩属臣服，而是改用怀柔的方式来发展双方关系，以期建立起一个更为和谐的宗属体系。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后，不仅加快了藩部的统一，而且还加快了对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等国宗藩关系的建设。其中，经济上对它们的厚往薄来就是最常用的一种怀柔政策。
    首先，最能体现出清廷这一怀柔政策的是贡品日减的“薄来”做法。清代初期，清方对朝鲜等有过需索行为，但主要是出于满足清初政权自身之需要；而到了康熙朝后，清廷基本上能够自给，因此对朝鲜、安南、琉球等就停止了需索行为。
    康熙朝清廷对朝鲜、琉球、越南等均实行着积极的“薄来”政策。就朝鲜而言，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就专门派学士賫敕朝鲜国王，减免清方使臣礼物，并将顺治时的贡物种类、数量再次酌减。[5]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又因朝鲜“世笃悃忱、克殚恭顺，顷复输应军需，捐进鸟枪三千”，决定将朝鲜年贡内的黄金百两及蓝、青、红木棉等贡物永远免除。[6]就琉球而言，康熙朝也照样实行着积极的减贡做法。清廷遵循 “不贵异物，不宝远物”的传统做法对琉球实行过多次减贡。[7]如康熙三年，清廷就规定“外国慕化，来贡方物，照其所进收受，不拘旧例”[8]。同样，对于安南而言，康熙朝清廷的政策也充分体现了此点。如康熙三年正月，礼部奏“安南国所贡方物与《会典》不符，嗣后入贡，请令遵照《会典》。”康熙帝的批示是“外国慕化入贡，所进之物，著即收纳，不必遵照会典。”[9]由此可见，康熙帝将属国的贡物只看成是属国诚服宗主国的一种象征，对于其物品之多寡，并无财富上的苛求。
    雍正即位后，在减少朝鲜、琉球、安南等属国贡物上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如雍正元年，雍正帝谕礼部时就称：“朝鲜国自归顺我朝，恪共藩职，列圣以来，屡次施恩，减免贡物，今所贡或尚有可减者，著确议具奏。”[10]议奏的结果是：嗣后请酌减布八百匹，獭皮百张，青黍皮三百张，纸两千卷。[11]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又一次降旨礼部减朝鲜年贡之米。[12]对于琉球，康熙之后的雍正朝也继续实行康熙朝对琉球的减贡精神，以期达到“厚往薄来”的目的。但因康熙朝已经将琉球贡物减少到最底的程度，所以雍正朝不可能再通过减少常规贡物贡额的方式来向琉球传递天朝对属国的恩赉。不过它却通过另一种途径同样向琉球传递着天朝的“恩惠”，这就是将“表谢方物”存留至两年甚至是多年后抵做“正贡”的运作方式。
    乾隆帝即位之初也仿照康熙、雍正帝做法，对朝鲜、琉球、越南等施以减贡，以符合宗藩关系中的厚往薄来原则。如乾隆帝刚一掌政，就命令礼部减朝鲜国餽送诏使仪物。[13]另外，对朝鲜方面进贡中的多余贡品，乾隆帝也坚决加以扣除。
    其次、同样能体现出清廷这一怀柔政策的是赐品日多的“厚往”政策。对于朝鲜而言，顺治十八年时清廷对其赏赐就已形成了定例，那就是恩诏外藩时，赏赐朝鲜国王各缎共50匹。[14]至康熙朝，清廷为了进一步体现其“厚往”做法，在赏赐数量方面进行了扩大。如康熙八年《朝鲜实录》称：“使臣之自北京还，清国例送银缎于朝廷，称之赏赐。至是冬至使赍来银一千两。”[15]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又议准：朝鲜国解送漂海内地人口，赏差官赐银三十两，小通事银八两，从人银各四两，于户部移取，礼部恩宴一次。不仅如此，清廷还要求：“嗣后，如有解到漂失船只人口，按照此例赏宴遣还。” 雍正帝刚一即位也立即命令加赏朝鲜、琉球等属国。雍正帝谕怡亲王谕旨就称：“外藩人等来朝，给以食物，及其归国颁以赏赐，俱有定例。但该管官员未免忽略，遂使远人不沾实惠。朝鲜国守职恪顺，百年有余。今琉球来使，亦甚恭谨。伊等归国时，一切应赏之物，择其佳者给与，务使得沾实惠……朝鲜……安南等国……或应有行加赏之处，酌量定议奏闻。”[16]乾隆朝清廷对朝鲜、越南等属国也继续实行“厚望”政策。如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驾幸盛京时，清廷就赏给朝鲜国王弓矢全副，貂皮百，鞍马一，红糚缎、龙襕缎各四匹，大缎、纺丝各三匹。又特赐御笔“式表东藩”匾额。同时清廷还赐正使糚缎一匹、缎四匹，靴袜鞍马，银五十两；书状官缎二匹，靴袜，银四十两；大通官三人，每人各赏中缎二匹，靴袜，银三十两；押物官十五人，各赏缎一匹，银二十两；从人二十名，各赏银五两。[17]对于安南而言，乾隆朝也对它实行着积极的“厚往”政策，如乾隆五十五年安南朝贡时，乾隆帝在热河加赏安南“国王”九次，圆明园加赏“国王”14次。此次，清方共赏赐安南为24次[18]
    （二）政治上：怀柔远人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基本内涵得以展现还体现在政治方面。它主要体现为清廷那严格的敕使管理制度和对属国实行迁让的边界政策。
    就康熙朝而言，康熙帝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处理客使在朝鲜等属国的需索行为。如康熙六年（1667），清廷对派往朝鲜的敕使人员进行了一次整顿。清方虽不见有此记录，但朝鲜方却有史料可资证明。如朝鲜显宗八年（康熙六年/1667年）国王打听清方敕使需索情况时朝鲜大臣就称：“比上年减半矣”，且称“沿路各邑，皆除宴席”。[19]
    雍正朝对出使朝鲜等属国的使节管理也颇具成效。这些可从朝鲜等国对敕使的评价中得到体现。如雍正元年（1723），朝鲜方对清方派往朝鲜的清使图兰等人的评价就很高，朝鲜方面称“今番上敕有氣气，副敕则年少英迈，非从前诸敕使比矣。”而后又称“诸处宴享，一切停废，例给物種，十减七八，……而人参、菱花等物终不受。”[20]
    到了乾隆期，乾隆帝在敕使管理上更加严格。乾隆元年（1736），清方派往朝鲜的兆德与释伽保等到朝鲜后“规外”受赠；回国后两人又相互参议。针对此等情况，清廷对他们实行了严惩，不仅将他们革职，而且交部治罪。然后乾隆帝又要求礼部行文朝鲜国王，要求“嗣后，凡有使臣奉差彼国，务宜遵朕前旨，将馈送正礼，入银两物件之类，裁减一半。至陋规所有都请、别请等项，悉行禁止，不得私与一件，既干功令，复负朕怀远之恩。”[21]朝鲜方面对清廷的这一做法非常欣赏，称“彼之处置得宜，可谓有纪纲”。[22]
    迁让的边界政策也是康乾盛世时期清廷对属国在政治上实行怀柔的重要体现。如就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言，它最初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是自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到清末中朝宗藩体系的瓦解，清方从未在领土上对朝鲜有过任何要求。不仅如此，而且有清一代，在中朝疆域问题上清方向来都是尽量地迁让朝鲜，应朝鲜方要求或主动的采取手段，建立缓冲地段，避免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引发争端而影响清朝朝鲜宗藩关系的发展。[23]
    而就中越关系而言，康乾盛世时期，清廷虽与安南在边界确认方面存有分歧，但总体上看，清廷仍对越南采取了迁让的边界政策。如雍正三年，云南总督高其倬就向清廷提出了中国与安南边境需加以确认的建议。他根据《云南通志》，不仅发现清朝在云南开化府以南已经失去了土地一百二十里，而且还发现至康熙二十二年止，铅厂山下小溪内斜路村六寨“复入于交趾较明季又失去了四十里”。而雍正帝却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不仅如此，雍正帝还认为，“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方当奖励是务，宁与挣尺寸之地，况明季久失之区乎！”[24]至乾隆朝，清廷仍继承了雍正朝如此迁让的边界政策。如乾隆十六年，广西地方官就在广西沿边载插筋竹，以标明清朝与安南界线。但此行为却遭到安南方反对，以至于安南方将筋竹“拔去竹根，移迁内地田界”。该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帝就要求清方地方官员进行严查。[25]但至该年七月，乾隆帝对于确认中越边界问题态度上却有变化。他虽仍强调认清中越边界的重要性，但却更多倾向于通过迁让的边境政策去对安南实行怀柔。[26]因此乾隆十六年十月间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时就称：“定长因栽插筋竹一事……亲历关隘紧要地方查勘等语，此行殊可不必。安南素称恭顺，经今百有余年。内外界址本自画然，何必插棘编篱，多方纷扰？”[27]而至乾隆十六年末，清廷大学士在乾隆帝的授意下，又作出了“安南素称恭顺，沿边画界，相安已久，不借种竹以固藩篱，应即停止”的决定。[28]
    （三）文化上：“宏宣德化”
    对于清代宗藩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而言，“德治”更为重要。因为“在东亚，皇帝是位于国际关系的顶峰或中心，他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权威的美德” [29]来实现他的天下共主身份的。因此，“德治”不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臣民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对周边藩属加强影响的重要媒介。对于中国自身的臣民而言，统治者倒不一定要用“德化”的方式来影响他们，统治者完全可以采取政治上的力量来加强对他们的统治，他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力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来强制他们服从。而对于中国周边的地区而言，当中国统治者的统治实力无法跨越这一空间距离时，中央政权统治对周边的“藩属”已不再产生直接的作用。但是中央政权又要协调中国同周边的关系，形成一个较为安宁的周边环境。这一客观要求不得不迫使中国的统治者采用非直接的统治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德治”无疑成为各朝各代统治者开展同周边地区关系的最佳选择。通过“德化”的宣传方式和“德化”的怀柔政策来协调中国古代的内外关系。
    清代统治者对外，尤其是对属国也照样要宏宣“德化”。不宏宣“德化”，则无法体现清朝帝王的“天下共主”。对于清代中前期而言，清朝对朝鲜、安南、琉球、缅甸等属国的 “德化”宣扬，体现在政治、经济、司法、边境等多个方面。几乎同它们发生的一切交往，都能找到统治者“德化”的影子。而康乾盛世时期清廷的琉球政策更能充分体现出它那德化天下的文化宣传，其中发展琉球留华官学生教育就是其中的代表。
    就清康乾盛世时期而言，清廷对琉球就实行着积极地教授来华官学生做法。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不仅在于实现“国家声教覃敷，无远弗届”的目的[30]，而且也在于通过对琉球留华官生的“沾雨露之湛斯”，去实现它们对宗主国清廷的“望苍云而入贡”。[31]出于以上目的，当琉球官学生来到中国后，无论是清廷还是一般的官员都对他们倾注了巨大的希望，希望他们回国后，“其国声名文物，必且月异而岁不同矣。”[32]而就具体效果而言，这些来华官学生回国后，在宣扬中华文化，实现所谓的清廷君主的“德化”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康乾盛世下中国传统宗藩体制之变化
    （一）康雍乾时期促使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清康乾盛世时期清廷在构建自身宗藩体制及其运作中固然将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内涵充分展现出来。但进入近世后，世界格局不再允许中国自大于它那“天下一统”体系，而是要将它融入到一个更为宏大，更为具体的世界体系之中，并使其成为其中的一员。面临如此变局，清廷虽无能全盘觉察，且不可能自破传统桎梏，但却潜意识地意识到外域之变。这些不能不促使清廷统治者，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的统治者去权衡自身统治下的中国与外域关系问题。而如此变局应该是引导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促使康乾盛世下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西方自身体制的变化。西方自身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西方政治、外交体制的变化。这必将对清代统治产生影响，并对它如何去认识、构建所谓传统的内外关系产生影响。
    其次是西方对东方的扩张。16世纪后西方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渗透必将对康乾盛世时期清廷处理其宗藩体制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大多数历史年代里曾是中国的属国。而16世纪后西方对它们的渗透，必将影响入关后的清王朝。而后西方对中国周边国家渗透的加紧更影响到清廷加紧去思考如何理顺其内外关系。因为早在1511年葡萄牙人就攻占马六甲后就派舰队进入暹罗。[33]而1600年后，葡萄牙人又开始在缅甸发展自己的殖民地[34]。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另一属国安南也开始遭受到外来威胁，因为早在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就在越南的岘港附近建立了商埠。[35]
    而明末清初时期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本土的渗透对康乾盛世时期的统治者印象更为深刻。如早在1516年葡萄牙人佩斯特罗就远来中国做试探性的远征[36]。1557年葡萄牙人使用贿赂的手段，获得了在中国澳门的居留权，1604年荷兰人第一次派商船来到广州，1622年雷伊松（Kornelis Rayerszoon）率船十五艘出现于澳门，并准备对中国实行武力侵犯，结果因遭失败而退出广州，并占领了台湾。
    以上历史表明，康乾盛世时期世界格局巨变必将对清朝统治阶层产生影响，并将导致其宗藩政策发生演变，从而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宗藩体制至康乾盛世时期发生演变。[37]
    （二）康乾盛世下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的主要体现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意识之化、制度之变和运作之变等三方面。
    1、意识之变：传统 “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思维”的增强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更多强调的是“天下”。“国”只是“天下”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大于“家”的上层结构。不仅如此，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家国是同构的。[38]正是因为古代儒家更多强调的是“天下”而非“国”或“种族主义”，所以以儒家经典为治国法典、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准绳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更多强调的是“天下”。
    但与前代相比，这一思想在清代却发生了变化，促使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此时期世界大变局的影响。这一触动的结果使得清代统治者所继承的“天朝意识”不再是中国传统封建统治者“一统天下”的原版意识，而是有了一些新的内容。[39]这一新的内容就是“中国意识”和“中国国家思维”的萌发和增强。
    清代中前期“天朝意识”下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思维”的萌发和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