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康乾盛世下宗藩体制的评价
    就中国传统宗藩体制而言，在西力东渐下，至清代中前期实已发生着渐变。这些变化虽在一定程度上为清代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一统”向近世“国家统一”之转变提供了前提，但它仍无法根绝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弊端，也不可能与传统相决裂。基于此，我们在对康乾盛世下宗藩体制做出评价时，就应坚持两分法，既要承认其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其不足之处。
    （一）积极意义
    1、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清朝对何谓外国、何谓藩部的认识上开始发生变化
    康乾盛世时期清廷已经将朝贡国（属国）与互市国区别开来。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的礼部主客清吏司辖下的朝贡国列名如下：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罗、曰苏禄、曰荷兰、曰缅甸、曰西洋。西洋国下列有：博尔都嘉利亚国、伊达里亚国、博尔都噶尔国、英咭哩国。除以上这些国为朝贡国外，“余国则通市焉。”而其通市国有：日本、港口国、柬埔寨国（古真腊国）、尹代吗国、宋腒朥国、土赤 仔、六崑、大呢、柔佛国、丁机奴、单阻、彭亨、亚齐国、吕宋国、莽均达老国、噶喇吧国、干丝腊国、法蘭西、瑞国、嗹国。即清朝的朝贡国有十二国（西洋四国），而互市国也有二十个。此举表明，清朝在属国列置上开始承认中国的“天下”中有不属于自己的敌国存在。不仅如此，就《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而言，清廷还清楚地认识到不光清朝有自己的藩属国，而且其他互市国也有自己的藩属国。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在介绍柔佛属国时就称：其有属国“丁机奴、单阻、彭亨三国。”[74]
    2、体现在边界管理上的务实作风
    清代统治者与前代统治者不同的另一点是：他们已经有了内外边界宜加区划，重视封疆的国家认识。康熙五年（1666），清廷因朝鲜国人在中国境内频繁地盗买禁物、越境打貂、偷采人参而遭到清方的指责。清方多次派人入朝鲜勘查，朝鲜国王对于清朝这一行为深表不满。国王曾称：“盗买上国之物，犯越上国之境，已有定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则小邦亦皇帝之土地也。若中原之民逃匿于中原之地，而未及首告者，则其罪亦当死乎？不以上国所行之法，行之于小邦，以予所以不无慨然于心也。”[75]此处朝鲜国王是用传统宗藩体制中的“中国”应涵盖朝鲜等属国这一“立论”来诘责清朝此一行为，并对清廷将朝鲜国人区别于中国本土之人的做法深表不满。但是中方的使节在辩驳朝鲜国王的诘责时所申述的根据却是现实中各国国家之间应有区别。如中方使节称：“国王所教诚然矣。而各有所守之界，则亦岂无用法之异乎？”[76]此处的“所守之界”所强调的是：中国与朝鲜虽为宗、属国，但是它们之间各有各的边界，朝鲜不同于中国本土。
    3、追求与属国形成和谐关系
    中国历史是一个讲究“和”的历史，清代中前期的清廷维持同属国的宗藩关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出于维持周边的稳定与安宁。清代在入关之前对朝鲜发动两次战争，其主要目的在于完成宗藩体制的建设。其中虽有对朝鲜的武力入侵行为，但宗藩关系一旦确立后，清方很快就从朝鲜撤出，并没有仿效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将朝鲜郡县化。另外清代中前期清朝同中国周边的国家所发生的几次战争，多是从维持中国传统上的“兴灭继绝”做法出发的，其与近世以来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侵略是两回事。因此就康乾盛世时期而言，清廷同属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和睦相处关系，其对和平的追求是它的主旨。
    （二）消极影响
    1、注重中国但未走出中国
    康乾盛世时期的宗藩宗藩与中国传统上宗藩体制一样，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家、国”同构理论的具体体现。封建统治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体现在宗藩关系上就是“德化外夷”、“借藩屏周”等方面。正是封建统治者将“齐家”与“治国”相提并论、相互参引，所以封建家天下的家族作风、家长管理方式与君王的治国方略异曲同工。
    以上特点决定了康乾盛世时期，统治者注重中国，但是却走不出中国。清廷虽于康乾盛世时期在内部实现了统一，加强了对藩部的治理，但是清廷却无法走出自定的“天下”范围，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它主观上将自己囿于清代自定的“天下”范围之内，对外无所作为。
    而对于清代中前期的统治者而言，他们也是从家天下的统治理念来发展、理解宗藩关系的。正是从家天下的视角出发，他们常常主观地排斥任何第三国介入这一关系，同时也没有将其他相关的国家以及相关关系纳入这一宗藩关系之内进行通盘考虑。正是因为这一家天下视域的有限性，因此清代中前期的统治阶层在审视中朝、中琉等宗藩关系时，人为或者主观地忽视了他国与属国关系，而是理想化地将宗藩关系视为中国与另一方的双方行为，而非三方甚至多方行为。
    2、虽有务实性但缺乏创造性
    与对待藩部不同，清代中前期清廷在建立与发展宗藩关系方面主要是继承了传统做法，其指导思想主要是放在“软性质”的“怀柔远人”方面。“怀柔”在《辞源》或《辞海》中的解释分别是“招来安抚”[77]和“招来并使之安宁”的意思。[78]而毛传也以“怀、来、柔、安”四字概括了怀柔的主导思想。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宗藩理论中对属国偏重于“柔”这一特点，所以在发展宗藩关系时更多的是对属国施加“柔化”影响，用“柔化”手段来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评论清方封爵时就称：“琉球越在重洋，圣天子授之王即以示尊宠，亦政不欲遥制之尔。”[79]宗主国对属国之政不欲遥制，而圣天子授之以印也只是以示尊宠，那么清朝在清代中前期在巩固与发展中朝为代表的宗藩关系时，除了柔化远人外，就没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完成。
    正是如此，所以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与前代相比，虽有务实性，但对属国政策上，缺乏创造性。它既不可能将这一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加以彻底地废除，也无能力引导这些国家同自身形成新的国际关系、结成近代式同盟去抵制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渗透。在属国问题上，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坚持传统。[80]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09年第02期）
    [1]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2年11月版，第1卷，第117页。
    [2] 张存武：《清代中朝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
    [3] 就当前研究现状而言与宗藩体制相关的理论可分为以下五类：“朝贡”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纳贡理论，华夷秩序理论，“大一统”和“天下观”理论，宗藩理论。主张以上理论的学者分别为：费正清、弗兰茨（Franz Schurmann Orville Schell）、曼考尔（Mancall,Mark）、何伟亚，弗兰克、滨下武志，萨米尔·阿明，依田憙家、葛剑雄，汤因比、尤锐，何瑜、郭成康、于逢春、谢俊美、李大龙、王尔敏等。其主要代表作有： Franz Schurmann and Orville Schell. The China Reader Imperial China-----The Decline Of The Last Dynast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a. 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 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 :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德]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 [日]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日]依田憙家：《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以色列]尤锐：《历史的进步与退步，以大一统观念为例》（《史学集刊》）等。
    [4] 针对宗藩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相关的学术论文有姜龙范的《历史的留影》、张世明的《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陈潮的《明清之季中韩关系探索》、刘为的《清代中韩宗藩关系下的通使往来》、黄清根的《中越宗藩关系简论》、[韩]金在善的《甲午战争以前中韩宗藩关系和中韩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议》、苑宏先的《论晚清时期的中韩关系》、林明德的《李鸿章对朝鲜的宗藩政策》、[韩]高秉希的《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陈双燕的《从宗藩体制向近代外交的转型--奕訢北京和谈新论》、吴蓓的《十九世纪亚洲的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以及拙作《康乾盛世下中琉宗藩贸易研究》（《江苏社会科学》）、《清代中前期清廷蒙古政策研究》（《西南大学学报》）、《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就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而言，较具代表性的有：曹力强的《清代中韩关系研究》、牛军凯的《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石元蒙的《明清两朝朝贡体制的两种实践》、陈双燕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的崩溃及其转型》、王明星《朝鲜近代外交政策研究》、何新华的《夷夏之间--对1842-1856年清政府西方外交的研究》、郭剑化的《晚清朝鲜政策研究》，以及拙作：《清代宗藩体制解体之研究》等。
    [5]《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版，康熙五年条。
    [6] 托津纂：《大清会典事例》，台湾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79年[1990]版，卷502，第822页。
    [7] 潘相：《琉球入学闻见录》，台北 文海出版社 民国62年 [1973]，第25页。
    [8] 托津：《大清会典事例》，台湾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79年[1990]版，卷502，第820页。
    [9]《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康熙三年正月戊寅条，卷11。
    [10] 托津纂：《大清会典事例》，台湾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79年[1990]版，礼部，卷393，第7797-7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