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后一榜进士名次的确定，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慈禧太后当时对广东人恨之入骨（因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见广东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厌恶，而当时正要为她做七十大寿，天又大旱，而刘春霖不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贯是直隶肃宁，渴望“肃靖安宁”是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将刘春霖点为状元，将朱汝珍贬为第二。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言，因为确定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密封的，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18]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试卷姓名且那么讨厌朱汝珍的话，完全可能将其置于第10名而不会让其得个榜眼。因此所谓慈禧太后将状元刘春霖与榜眼朱汝珍名次对调的流行说法是以讹传讹。
    殿试之后，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为小传胪的日子，即所有进士在乾清门外阶下听候唱榜的时间。二十五日（7月8日）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刊出殿试策题，并于“时事要闻”栏中刊出“鼎甲姓名探登”消息：“由内廷传出鼎甲姓名，亟录如下，但刻尚未出榜，俟榜发再为详登。状元刘春霖，直隶人；榜眼□□□，广东人；探花商衍鎏，广州驻防；传胪，张启后，安徽人。”[19]当时还未明确榜眼朱汝珍的名字，为了将此重要新闻及时发表，只好将其姓名空缺。次日（1904年7月9日），《大公报》才刊出完整的《甲辰恩科殿试题名全录》。此榜共有273名进士，当时不仅他们自己，而且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三、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
    “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这是科举时代经常用来形容进士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的一联诗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甲辰科大传胪典礼，一如既往，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进士向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榜眼、探花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亲自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门，这便是骑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进士又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20]（P14-16）
    尽管科举制已走到穷途末路，但清廷对科举礼仪仍非常重视。在殿试那天（7月4日）出版的《大公报》，还刊载了《礼部示谕》：“现奉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嗣后新进士前三名于传胪前一日引见后，即赴该部演礼，鸿胪寺鸣赞官一并前往，带同演礼。钦此。为此出示晓渝，一甲三名进士，是日引见后，即赴本部演礼，勿得迟误。”[21]事前彩排是为了保证鼎甲游街能够按部就班，因此礼部才会出此晓谕。结果，该科殿试发榜后的各种庆祝典礼确实不折不扣，隆重而又热烈。发榜数日以后，所有新科进士还要再参加选拔翰林的朝考。考试结果，又是谭延闿排名第一，王庆麟、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等60人名列一等。[22]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状元游金街的喧天鼓乐却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在经历同样风光无限的金榜题名之后，接下来，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却不大相同了，有的进士可以说是命途多舛，电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可说是时势造英雄。作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伴随着清末社会的转型，末科进士也面临着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而促进他们转型的是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进士馆。
    在设立进士馆之前，为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清政府有意将新科进士送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肄业。张之洞曾说到设立进士馆的目的为：“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法政、方言，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23]（P28）从制度上设立进士馆是在1904年1月，在《奏定学堂章程》中便专门列有《进士馆章程》，该章程说明进士馆的立学总义为：“设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每日讲堂功课四点钟，三年毕业。”[24]（P44-45）由于清政府视“新进士为从政之初阶”，将他们当作未来政府的栋梁之材，因此着意加以培养造就。
    进士馆实际上于1904年5月26日开馆，开馆之始将所有仕学馆学生迁入。虽然进士馆招收的第一批学员是以往数科的进士，但甲辰科进士是进士馆设立后发榜的唯一一科进士。1904年9月26日，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8条，对于1904年1月之进士馆章程作了补充修改，将新进士入学时分为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内外班学员考试毕业均一律办理。由于当翰林和中书职司的进士较清暇，故作为内班学员，而分在六部任职的进士则作为外班到馆听讲。然而，进士馆设立才一年多，1905年9月科举制便被废止了，以后不可能有后续学员，因此及早考虑进士馆的结束事宜和学员的出路。到1906年8月26日，清朝学部奏请所有甲辰科进士在内班的学员，均送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补修科，其外班之部分学员有志留学者则分别选择送该大学速成科。学满毕业回京时一律考试，按照定章分别奖励。结果后来不少进士都曾赴日本游历留学，回国后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所习法政学科及经义、史论等。[25]与朝考类似，从考试成绩来看，原先殿试名列前茅者往往在游学毕业考试中分数也较高，如1907年12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试，朱汝珍的成绩为80分，名列最优等第6名，商衍鎏得78.75分，名列优等第1名。[26]考试完毕之后，根据成绩分派各类政府职务。
    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尤为突出者，如沈钧儒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王庚在民国时曾任参、众院议议长，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