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议论政事。如真宗时有布衣林虎伐登闻鼓，议论国家遣官祈雨等事。秦州寨户文禹伐登闻鼓，建议增修城寨，加强边防（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戌、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甲子。）。宋朝皇帝也鼓励官民通过登闻鼓上书议论政事。宋神宗即位后就下诏：“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鼓、检院投进。”（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丁亥。）宋高宗也曾诏令：“自今时政阙失并许中外士庶直言极谏，诣登闻检鼓院投进，在外于所在州军实封附递以闻。”（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绍兴三十二年六月甲申。）
    四是集体请愿。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月，大名府百姓“伐登闻鼓诉秋旱，且言本部吏不纳其辞”（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冬十月壬申、十一月戊申。）。靖康元年（1126年）宋朝廷向金妥协，罢免李纲，汴京军民数万人“遂挝登闻鼓，山呼动地”，“登闻鼓挝坏之”，要求李纲复职（注：《宋史》，卷二三《钦宗纪》、卷四五五《陈东传》。）。
    五是自荐。击登闻鼓也是一些有奇才异能者毛遂自荐的途径。《宋史·卢之翰传》载：卢之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举进士，不得解，诣登闻自陈。诏听附京兆府解试”。同书《刘温叟传》载，雍熙初刘温叟子刘照“以贫诣登闻求注官”。宋太宗念其父有清操，乃任命为太子右赞善大夫。自荐的人数有时数以百计。如景德元年曾有“开封府落解士人百余击登闻鼓自陈素习武艺，愿备军前役使”，朝廷都根据材勇予以任用（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冬十月庚申、乙丑。）。因为通过登闻鼓自荐入仕的太多，所以元祐元年吏部反映：“诸色人援引旧例侥幸入官者甚众，小不如意则经御史台、登闻鼓院诉理，若不约束窃恐入流太冗。”（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一元祐元年十一月己巳。）但建炎等特殊的时期，宋高宗还下诏鼓励自荐：“忠信宽博可使绝域与智谋勇毅能将万众者，不以有无官资，并诣登闻检院自陈，才谋勇略可使者，赴御营司量材录用。”（注：《宋史》卷一六○《选举六》。）甚至有身怀邪术或叛乱者通过登闻鼓自荐。如汀州王捷得传黄金术，到京城“挝登闻鼓自陈。上召与语，悦之，命之官”。咸平三年（1000年）有济州叛乱者魏捷“诣登闻自陈为恶党所胁制，愿得首罪效力”，宋真宗亲自召见，并授“龙猛军队长”（注：《渑水燕谈录》卷九《杂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癸丑、卷四七咸平三年八月乙卯。）。
    六是其他事务。有家庭细事，如雍熙元年，“开封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咸平五年，赵州民苏翰诣登闻院诉幽州难民赵祚与妻苏是其女儿女婿，请求引领回家，宋真宗令“赐衣物缗帛遣之”。甚至有“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豭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直”（注：《宋史》卷一九九《刑法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八月庚寅、卷三四淳化四年冬十月丁丑。）。也有官员通过登闻鼓请求退休，如王延德咸平初，“久病落籍，遣家人代诣登闻鼓院求休致。上以其久事先帝，复授左千牛卫上将军致仕。”（注：《宋史》卷三○九《王延德传》。）神宗时还有人击登闻鼓进诗，哲宗时有商人击登闻鼓进献犀角。
    登闻鼓制度也有一些处罚规定。《职官分纪》卷十四说到通过登闻鼓进状的处罚：“如进入后审状有异同虚妄及夹带他事，并科遣置之罪……其登闻鼓院、检院委实行遣不当者方得接驾，及缴所判审状披诉，当付所勘鞫。如披诉得实，判鼓、检院官必行朝典。如是虚妄，本人科上书不实之罪。未经鼓院进状，检院不得收接。未经检院，不得接驾进状。违者依法科罪。”即进状所反映的情况不实要受到处罚。如《宋史·刑法二》载：咸平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不法，被知饶州韩昌龄及转运使冯亮查处，“遂挝登闻鼓，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宋真宗看出了其中的虚诈，“于便殿自临讯，永昌屈伏，遂斩之”。景德四年五月宋真宗令“登闻院每进状有言机密而狂妄者，皆付京府鞫罪”。天禧四年仍有“同谷县主簿李士程伐登闻鼓上军机密事。以所言狂悖，责授惠州司户参军”（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五月戊申、卷九六天禧四年九月庚戌。）。越诉也会受到处罚。北宋时已有“置登闻鼓院及检院，禁民越诉”的规定。绍兴二十六年，东平府进士梁勋“伏阙上书，论北事甚详”，梁勋因越诉被“送千里外州军编管”（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乙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己丑。）。用无理或极端手段申诉也要受处罚。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命给禁军每人增钱五千，川班内殿直也相率击登闻鼓陈乞。宋太祖对此骄横的举动十分愤怒，下令“斩其妄诉者四十余人，余悉配隶许州”，并“废其班”。大中祥符七年有“忻州民诣登闻检院钉手诉田，有司以妄自伤残，当先决杖”，结果被送回本州（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卷八十三大中祥符七年九月癸巳。）。登闻鼓官员受理不合规定的进状也会受到指责，如《苏学士集》卷十六《韩公行状》载，马季良在贬所“赂执政者求致仕，遂遣家人挝登闻鼓”。有人以“致仕所以优贤季良”，戴罪官员不能准许致仕，结果朝廷责备“登闻吏不当通其奏”。
    四、登闻鼓制度的作用及影响
    登闻鼓制度开通了一条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渠道。如宋人说登闻鼓“使下情得以上通”，“万邦之事无隔于九重，献替之谋不遗于听览”（注：《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八《登闻鼓院》。）。《事物纪原》卷一《登闻鼓》解释说：“昔尧置敢谏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故曰登闻。”这就是登闻鼓制度的主要作用。对于国家而言，能够在官僚机构的行政奏报系统以外，获得更多的关于社会的信息。《公是集》卷四十一《不举贤良为非议》说到皇帝难以洞视四海，“故外有登闻匦函，内有银台合门”。银台合门通进司等是进呈在职官员作为职务行为的奏章，地方官员通过隶属于通进银台司的进奏院奏报，而登闻匦函是用于联系和了解社会的，南宋有大臣说臣僚进言“与寻常投匦事体不同”（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八。），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致仕官员高化才抱怨致仕官“每进文字须诣登闻鼓院与农民等”。也可以说登闻鼓机构是行政体系的重要补充，即《胡寅寄政府书》所说“夫四方诉讼自有州县监司台省，节次又不得直，则有登闻检鼓两院存焉”（注：《汴京遗迹志》卷二《官署一》。）。
    尹洙在《河南集》卷二《杂议》中说登闻鼓的作用是广言事之路、讥切人主，“有补于政”。登闻鼓使朝廷获得了很多社会信息，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如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刘死后因为家庭财产纠纷，家人“挝登闻院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种”，急忙下令禁止外人娶宗女（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癸未、《萍洲可谈》卷二。）。登闻鼓的进状还促使宋朝廷调整了不少政策。《燕翼诒谋录》卷一载：“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宋太祖于是举行殿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改变了“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的局面。殿试由此成为定制。又据《宋史·选举志》载，淳化三年，“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知贡举，受诏赴贡院，仍糊名考校，遂为例，”又使糊名成为宋代科举的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