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长足的甚至是空前的进步，第一次出现了封建社会鼎盛的局面。在这四百余年充满巨大变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河北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昌盛的地区之一，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都经历过重建统一封建国家的战争，河北均攸关成败，举足轻重。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以后，全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为了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刘邦与项羽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刘邦屡战屡败，多次全军覆没，几为项羽所灭。一直到韩信破赵占据河北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刘邦与项羽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是在垓下之战前夕，刘邦还曾被项羽大败于固陵。最后，刘邦主要是依靠韩信所率河北之军的支持，才得以战胜项羽做了皇帝。西汉末年，刘秀北巡河北之初，身边不过只有几个随员而已，根本无法与绿林军、赤眉军、铜马军等农民军和各地的官僚地主武装相比。刘秀惨淡经营，历尽艰辛，奔走于河北各地，依靠信都、巨鹿、真定、常山等地的官僚地主武装，总算在河北站稳脚跟。尤其是在取得上谷、渔阳两郡突骑的支持和收编了河北的铜马军以后；刘秀才真正组织起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从而在全国各地的地主武装和农民武装中独树一帜，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续汉志》曰：更始时有童谣云：“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由此足见河北的重要。后来，刘秀也正是以河北为根据地，逐步统一全国的。东汉末年，河洛、关中历经战乱，破败不堪，河北又成了东方各路军阀的必争之地。时人逢纪说“冀部强实”，荀谌称“夫冀州，天下之重资”，沮授等亦云：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①]。曹操在占领邺城后还曾十分得意地对崔琰说：“昨案（冀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天下之大州也。”[②]公孙瓒与袁绍连年争战，其用心无一不是把夺取河北作为夺取天下的跳板。曹操攻灭袁绍以后，也是以河北为根据地，进而统一北方大半个中国的。
    同秦王朝时期实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两汉均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河北一直是诸侯王国分封最为集中的地区。另外，也出过不少后妃和皇帝。因此，中央政权同地方王国的斗争，中央政权内部的宫廷斗争，亦多与河北有关。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出生于河北的邯郸，其生母赵太后即为赵国之“豪家女”。灭赵之后，秦始皇曾亲临邯郸，“诸尝与王（秦始皇）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③]。汉高祖在位时有镇压燕王臧荼、代相陈豨、燕王卢绾反叛的斗争，还有过废黜赵王张敖的举措。吕后专权时，曾相继毒杀、幽杀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赵共王刘恢等三个赵王。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出自清河观津，景帝时期和武帝初期，窦氏作为皇太后、太皇太后曾对当时的朝政产生重大影响。汉景帝时爆发吴楚七国之乱，赵王刘遂亦曾举兵参与其事。汉武帝所宠幸的李夫人出自中山，钩弋子（汉昭帝的生母）出自河间。汉昭帝时，还发生过燕王刘旦与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盖长公主和河间丁外人等联合谋反的事件。汉宣帝的生母，史皇孙的王夫人则出自涿郡蠡吾，在巫蛊之祸中与卫子夫、戾太子、史良娣、史皇孙等同时遇害。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出自魏郡元城。元、成、哀、平之世，王皇后及王氏外戚左右朝政达数十年之久。汉成帝时，还发生过中山王刘兴与定陶王刘欣争立太子的事件。及汉哀帝（即定陶王刘欣）即位，时中山王刘兴已死，但其母中山太后冯媛仍为傅太后（汉哀帝祖母）所诬愤而自杀，冯氏家族在中山被害者达数十人。汉平帝刘衎系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其母中山卫后亦为中山卢奴人。王莽不仅以汉平帝为傀儡，命中山卫后留居中山，阻隔其母子相见，而且还大兴冤狱，尽灭中山卫氏家族。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第一个皇后郭圣通，亦为真定藁县人。汉和帝时，清河王刘庆曾参与诛灭窦氏外戚的斗争。汉桓帝时，发生过清河刘文谋立清河王刘蒜的事件。汉灵帝时，勃海王刘悝被诬谋反而自杀，其妃妾子女被杀者多达一百余人。至于桓、灵二帝，则均出自河间。汉桓帝刘志，祖父为河间孝王刘恭，父为蠡吾侯刘翼。汉灵帝刘宏，系河间孝王刘恭之曾孙。祖刘淑，父刘苌，世封解渎亭侯。其生母董皇后，亦为河间人。汉灵帝即位后，还曾回河间置买田宅，起第观。当时，京都有童谣云：“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④]”所说的也就是董皇后在汉灵帝即位后大肆聚敛金钱的事。
    秦汉时期也是封建土地私有制最终在全国普遍确立的时期。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土地私有关系已合法存在，买卖土地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赵括拜将以后，即“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⑤]。秦汉时期，土地私有主要表现为各类地主和广大自耕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无论是地主还是自耕农，对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既可以买卖，也可以转让、继承。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⑥]，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承认和确立封建土地私有权。次年，秦始皇在《碣石刻石》中不无得意地宣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⑦]，虽然不免有所溢美夸大，但也确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地主经济和自耕农经济蓬勃发展的状况。但是，由于封建赋税剥削的苛重和地主经济的恶性发展，迫使大批自耕农破产流亡，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有不少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沦为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缴纳十分之五的地租。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董仲舒所说的：“富者田连阡伯，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⑧]据两《汉书》记载，河北地区也出现过许多豪强地主。例如：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忤。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⑨]，昌城人刘植“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⑩]，巨鹿宋子人耿纯世为“巨鹿大姓”[（11）]，鄗县的“大姓苏公”[（12）]，汉光武帝皇后郭圣通之父、真定藁人郭昌“为郡著姓”，“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母弟”[（13）]，光武即位，“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14）]，渔阳泉州人阳球“家世大姓冠盖”[（15）]。这些所谓的“大家”、“豪右”、“大姓”、“著姓”、“冠盖”，就都是当地典型的豪强地主。再如，《幽州刺史朱龟碑》所题其故吏姓名，亦多为涿、蓟、上谷、右北平人士。[（16）]东汉末年，汉灵帝尽管做了皇帝，还不惜返回河间老家“买田宅，起第观”，并且经常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17）]。这固然暴露了汉灵帝个人极端的贪婪与无耻，但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在汉代河北的农业生产中封建土地私有关系确实居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
    秦汉时期曾经爆发三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河北亦均有巨大的贡献。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河北各地人民群起响应，不仅相继建立起以赵王武臣（后为赵王歇）、燕王韩广为领导的燕、赵政权及其反秦武装，彻底摧毁了秦王朝在河北的地方政权及其统治秩序，而且还将秦王朝军队的主力吸引到河北。秦末农民起义军同秦军主力之间有关双方生死存亡的战略决战，也正是在河北的巨鹿进行的。巨鹿之战前夕，赵王歇和张耳率领河北农民军不畏强暴，坚守危城巨鹿达数月之久，这就为因屡遭镇压而濒临失败的项羽、刘邦等领导的南方诸部农民起义军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而巨鹿之战的胜利，则一举摧毁了秦军的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起义军同秦军之间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彻底宣判了秦王朝的死刑。新莽末年，绿林、赤眉起义爆发后，河北各地也出现了大小数十部农民起义军。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铜马、五校、城头子路、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幡、五楼等部，众达数百万人。这些农民起义军虽然后来多为刘秀集团镇压和收编，但其足迹所至也沉重打击了河北地方的各级封建政权和地主贵族势力，促进了两汉之际河北和全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巨鹿人张角及其弟张梁、张宝等发动起来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与秦末农民大起义和王莽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在谪戍途中或在流亡之际仓促起事不同，这次农民起义不但在事先做了大量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而且还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鲜明斗争口号。因此，黄巾起义爆发后，旬日之间便席卷全国，形成了所谓“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18）]的局面。在河北战场上，张角等率领冀州黄巾主力浴血奋战，多次打败东汉北中郎将卢植和东中郎将董卓的军队。广阳黄巾还曾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这次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政权的腐败统治，有力地冲击了官僚地主和封建王侯势力，使东汉王朝在河北以及各地的地方政权陷于土崩瓦解之中。后来，张角猝然病死，黄巾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在东汉军队和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之下，冀州黄巾军大败于广宗，张梁与三万义军壮烈牺牲，五万人不肯投降赴河就义；又大败于下曲阳，张宝与十万义军全部英勇战死。这次农民起义虽然陷于失败，但同样起到了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充分体现了河北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极其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河北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
    秦汉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交叉进行，形成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一点，在河北地区尤为突出。早在战国时期，为防止匈奴骑兵南下，燕、赵两国就曾在其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秦汉时期，匈奴和后起的乌桓、鲜卑仍然不断南下侵扰，河北北部的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等五边郡屡被其害。在《史记》和两《汉书》中，有关“匈奴入燕[（19）]”；“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20）]；匈奴“复寇上谷、中山，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21）]；“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22）]；“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23）]”的记载史不绝书。河北北部的一些分裂割据势力，如汉初的燕王卢绾、代相陈豨、赵王刘遂，东汉初年的代王卢芳、渔阳太守彭宠，东汉末年的渔阳人张纯、张举，以及袁绍、袁尚父子等，也往往与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结盟，对中央政权和内地人民造成极大的威胁和危害。一般说来，秦汉历代中央政权在河北北边五郡均派有重兵防守。有不少名将被特遣至边郡任职，主持当地军政事务。例如，汉武帝时，材官将军韩安国任渔阳、右北平太守，李广任右北平太守；汉昭帝时，中郎将赵充国率军驻屯上谷；汉宣帝时，赵充国又以后将军率四万骑驻屯北边九郡。东汉光武帝时，因匈奴、乌桓多次大举南下，北边形势紧张，除以讨虏将军王霸任上谷太守外，甚至还以建义大将军朱祐屯常山，横野大将军王常屯涿郡，捕虏将军马武屯下曲阳，伏波将军马援屯襄国，以备匈奴、乌桓。李广英勇善战，匈奴因号之曰“汉飞将军”，数年不敢入右北平界。王霸在上谷任职长达二十余年，匈奴南单于、乌桓皆降服，北边无事。毋庸讳言，汉民族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在河北北部地区曾经进行过多次战争。但是，还应该看到在更长的时期内汉民族与北边各少数民族之间还是一种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兄弟关系。在上谷的宁城（今河北万全），两汉均置有护乌桓校尉，负责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尤其是汉、匈之间多次缔约“和亲”，也确实起到了加强民族团结、民族联系的作用。在“昭君出塞”以后的六十余年间，就曾出现过“边城宴闭，牛羊布野，三世无吠警，黎庶亡干戈之役”[（24）]的美好景象。北匈奴西迁后，不仅南匈奴降汉内附，就是北匈奴余众和东北地区的乌桓也纷纷入塞内附。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多被安置于包括河北北边五郡在内的长城内外地区，与当地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进步，为开发北方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全国各地一样，秦汉时期河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由于牛耕的普遍推广，铁器的广泛应用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开发，垦田面积日益扩大，农作物品种有所增加，粮食产量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就是麦与稻的普遍种植。当时，不仅在河北中南部地区，而且在北部的渔阳地区也有了种植麦、稻并获得丰收的记载。至于铁农具，秦汉时期主要有耕地翻土用的犁、锸、铲、镢，除草用的锄，收割用的镰，以及用于耙地松土的三齿耙和双齿耙等。这些铁农具，近几十年来在河北各地均有出土。值得注意的是，在平泉县下店村、满城汉墓和石家庄市郊东岗头村都有一种巨型铁铧出土。石家庄东岗头出土的铁铧长41厘米，宽46厘米，重达15公斤。这种巨型铁铧，是牛耕与犁耕相结合的产物，既适宜于翻耕熟地，又有利于开垦新田，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农具。另外，由于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粮食贮藏、加工技术的提高和家畜家禽饲养业的繁荣兴旺。河北各地出土的陶仓，形式多种多样，大部分都设有通风的孔道。粮食加工工具，除普遍使用的践碓以外，还有了石磨。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石磨，即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磨实物。就家畜、家禽而言，河北各地均出土有大量的陶猪、牛、马、羊、狗和陶鸡、鸭、鹅等。在定县中山王刘畅墓曾出土一件骑驼俑，可见当地还饲养骆驼，以用于运输。在河北各地出土的陶猪圈大多数都与厕所连在一起，说明农民养猪积肥、以粪肥田也是非常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