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工业方面，主要有采矿业、冶炼业、纺织业、制陶业、制盐业等生产部门。据《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时期全国各地共置有铁官49处，河北则有武安（今武安市西）、蒲吾（今平山县东南）、都乡（今井陉县西）、北平（今满城县北）、涿（今涿州市）、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夕阳（今迁西县西南）等7处。另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时期河北“出铁”或“有铁”的地方仍然有武安、都乡、北平、渔阳、泉州五处。此外，在今兴隆县、内丘县西竖、沙河县綦阳村等地，均发现有汉代矿冶遗址。以铁制产品而论，无论产品种类还是产品数量都大大增加。各种铁制产品，包括农业生产工具、手工业生产工具、兵器和日用器物等，在河北各地均有大量实物出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些铁兵器和铁工具，如中山王刘胜的佩剑和铁刀、铁铲、铁镢等，有的是应用表面渗碳和局部淬火的新技术，有的则是采用了可锻化热处理的生产工艺，表明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冶铁业一样，当时河北地区的冶铜业和铸钱业亦相当发达。在兴隆县汉代大型铜矿遗址，曾发现有4处冶炼场。其中有一处就设在山上，至少有5座熔炉。赵国的都城邯郸和中山国的都城卢奴，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铜器产地。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有不少就是在邯郸和卢奴的手工业作坊制作的。像铜错金博山炉、铜长信宫灯、中山内府铜钟等，则都是制作极为精美的珍品。近年来，邯郸、石家庄等地都有西汉“半两钱”和“五铢钱”钱范出土。石家庄所出钱范分大小两种，大者一次可铸16枚，小者一次可铸14枚，可见铸铁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河北的纺织业和制陶业更为繁荣兴旺。早在西汉中期，巨鹿即以盛产名缣著称于世。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巨鹿的陈宝光家就能织出一种很名贵的散花绫。在河北各已发掘的两汉墓葬中，曾发现绢、畦纹绢、罗纱、绮、罗绮、锦、起毛锦等多种纺织品实物。满城汉墓二号墓出土的一块绣花绢，花纹绮丽清秀，还具有某种旋转运动感，反映了汉代纺织业的高超水平。河北各地出土的陶器，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制作技术之精，简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阜城桑庄东汉墓出土的陶楼，通高达216厘米，外观考究，结构严谨，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楼阁式建筑的特点，在全国已发现的陶楼中实属上乘。由于河北濒临渤海，制盐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此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考察，秦汉时期河北的手工业部门还有榨油坊、酱坊、肉坊、缝衣坊，以及酿酒业、染织业、漆器制造业、木器制造业和金属器、玉石器加工业等，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山国酿造的“中山冬酿”即系地方名酒，素有“醇酎中山，流湎千日”之誉。
    在商业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河北各郡国的郡城、国都及众多县邑也大都发展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战国时期，河北各地的城邑已不下百余座，但大多数都是城堡和聚邑，只有赵国的都城邯郸、燕国的都城蓟和燕下都武阳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秦汉时期，各郡国的郡城、国都和众多县邑，如邺、邯郸、巨鹿、卢奴、真定、元氏、广平、信都、浮阳、沮阳、代、土垠、南皮、廮陶、清阳等，都具有相当的城市规模，既是当地的行政、军事中心，也是当地的工商业中心。其中，蓟、涿、邯郸和后起的邺城，不仅是河北地区的最大城市，而且还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由于商业活动始终以城市为中心，各地之间的贩运贸易也就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西汉末年，吴汉“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25）]；东汉末年，“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资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26）]，即是其例。秦汉时期，商业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则是“市”的普遍设置。当时，凡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必须在城市中某一特定的场所进行，这一特定的场所即称之为“市”。市的长官称市长或市令。在市内营业的商贾都编有专门的户口，称作市籍；他们按规定缴纳一定的营业税，称作市租。时人王符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27）]可见，一县之内并非只有一座城，市邑的数量比县城的数量还要多。据《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的各大城市至少已有二三十个商业行业，吃的商品有谷物、果菜、肉食、水产、饮料、调料等，衣物有帛絮、细布、榻布和各种皮革皮裘等，烧的有薪、稿等，用的有竹木器、铜器和毡席等，交通工具有船、车和驾车的牛马等，手工业生产原料有竹、木、漆、丹砂等，奢侈品有各种珠宝、金器、玉器和远方珍奇异物等。有时，甚至连奴婢也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据左思《魏都赋》，在邺城的市上就陈列着河北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土产特产。其中，有雍丘（今河南杞县）之粱、真定（今正定南）之梨、故安（今易县东南）之棠、中山（今定州市）之酒、信都（今冀县）之枣、襄邑（今河南睢县）之锦绣、朝歌（今河南之淇县）之罗绫、房子（今高邑西南）之绵纩、清河（今清河东）之缣緫等。由此，可以想见河北各地市场贸易繁荣兴旺的景象。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秦汉时期，河北地区还曾出现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如：秦代的著名将相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皆为赵将冯亭之后。真定人赵佗，则是南越国的建立者。清河观津人窦婴，汉景帝时官至大将军，与太尉周亚夫等共同平定吴楚之乱；武帝初官至丞相，是当时极力推崇儒学的代表人物。燕人韩婴，汉文帝时为博士，著名诗学家，《韩诗》的开创者，撰有《韩诗内外传》数万言。《韩诗内传》已亡佚，《韩诗外传》尚存。河间人（一说鲁人）毛亨，著名诗学家，毛诗学的开创者，世称大毛公；邯郸人毛苌，师承毛亨，著名诗学家，毛诗学的开创者，世称小毛公。毛亨曾为《诗经》作注，毛苌又为之作传，是为《毛诗》。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诗后皆亡佚，唯《毛诗》流传至今。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西汉著名经学家、藏书家，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广川人董仲舒，西汉著名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以专治《春秋公羊传》著称于世，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他进一步系统地全面地改造和发展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思想，并为汉武帝以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用，从而把儒家思想推上独尊的统治的地位，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邯郸人吾丘寿王、无终人徐乐，皆为汉武帝时期的著名政论家。涿郡蠡吾人赵广汉，汉昭帝时官至京兆尹，在当时是极负盛名的治安专家。代郡人五鹿充宗，西汉经学家。汉元帝时令诸儒讲《易》，五鹿充宗为其首。魏郡人许淑，西汉经学家，著有《左氏传注解》一书。涿郡蠡吾人王商，汉成帝时官至丞相。勃海高成人鲍宣，汉哀帝时官至谏大夫，好学明经，为天下名儒。魏郡元城人王莽，西汉末年长期专擅朝政，后代汉更立新朝，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涿郡安平人崔骃，东汉文学家，“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故百家之言，善属文”[（28）]，与班固、傅毅齐名。崔骃之子崔瑗，亦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崔瑗之子崔寔，则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所撰《政论》一书最为世人所称道。涿郡涿县人卢植，东汉末著名儒学大师，公孙瓒、刘备皆从其学；曾与蔡邕、杨彪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撰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涿郡人高诱，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撰有《孟子章句》、《孝经令》，并曾为《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作注。河间人张超，“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29）]，也是东汉末年的大书法家。巨鹿人张角，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还有涿郡人刘备，则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政治家。涿郡人张飞、常山人赵云、河间人张郃、右北平土垠人程普，也都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
    综上所述，可见秦汉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极为丰富多采，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天，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和研究秦汉时期河北的历史，认真总结河北地方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特点，这对于我们鉴往知来、扬长避短，加快河北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显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注释：
    ①《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
    ②《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崔琰传》。
    ③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后汉书》卷八《汉灵帝纪》注引《续汉志》。
    ⑤《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徐广曰。
    ⑧《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⑨《汉书》卷九十《酷吏列传》。
    ⑩（11）（12）《后汉书》卷二十一《耿纯传》。
    （13）《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上。
    （14）《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传·李章传》。
    （15）《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传·阳球传》。
    （16）洪适：《隶释》卷十。
    （17）《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18）《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
    （19）《史记》卷十《景帝本纪。
    （20）《汉书》卷六《武帝本纪》。
    （21）（24）《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22）《后汉书》卷九十《乌桓列传》。
    （23）《后汉书》卷九十《鲜卑列传》。
    （25）《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26）《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
    （27）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28）《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列传》。
    （29）《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张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