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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廉考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术月刊》 白国红 参加讨论


    春秋时期,是世族的黄金时代,世族成为时代的主角。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春秋时期的世族无一例外,均有其可堪称述的族源。这一时期绝没有筚门闺窦之家可以显身立族的。
    赵氏,是这一时期的霸主之国——晋国的显赫世族,它的立族也遵循着如上的规律,瓜瓞绵远的家族传统是其作为世家大族存立于世的社会根基和天然特征。从传世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探寻到其高贵祖先的血统,它堪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之“不朽”世族的典范(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下面,我们就对赵氏家族祖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飞廉进行探讨。
    飞廉,或作“蜚廉”,他是赵氏祖先中颇具争议的一位人物。传世文献对他的记载褒贬不一:褒之者,敬其为神(注:《广雅》卷九《释天》曰:“风师谓飞廉”;屈原《楚辞》中视“飞廉”为风伯。);贬之者,斥其为“下下愚人”(注:《汉书·古今人表》。)。毁誉如此悬殊,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其进行考察的兴趣。
    飞廉生活在商末,那个时代,一个人作为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族势力的强弱。因此,弄清飞廉氏族的发展情况是至关重要的。
    从文献记载来看,飞廉时期此氏族的活动地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大本营“少皞之墟”(今山东曲阜一带),来到了商王朝政治中心的西部。在我国古代,氏族迁徙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一个氏族的分衍、融合、势力的消长甚或自然环境的变化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此种情况的发生。仔细追寻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我们发现此族的迁徙至晚出现在飞廉祖父胥轩一代。《史记·秦本纪》记载申侯曾对周孝王言道:“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胥轩在文献中被称为“戎胥轩”,而“戎”是我国古代西方民族的专称,胥轩名前能冠以“戎”字,表明此族在风俗习惯等方面已融合于当地部族,因此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同,而这并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才有此族“至晚”在胥轩时已经西迁的推论。西迁后定居何处呢?我们先从与其联姻的郦山女之族的地望试推之。郦山女之郦山,盖即春秋时之郦戎或丽土之狄(注:参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及《国语·晋语》。),据顾颉刚先生考证,骊戎之地望在今山西南部(注:顾颉刚:《骊戎不在骊山》,载《浪口村笔记》卷一。)。而据王玉哲先生的考证,郦山之女的后人申侯的居地,在周宣王以前,也在山西霍太山一带(注: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赵祖胥轩既与山西境内之氏族通婚,此后两族又世为婚姻(注:《史记·秦本纪》载:“申骆重婚,西戎皆服”。申即申戎,为郦山女之后裔;骆即大骆,为胥轩之后裔。),那么他们必为邻近的两族。以此推之,胥轩之时,此族可能已经迁至山西境内。
    胥轩生子中潏,史书上称他“在西戎,保西垂”(注:《史记·秦本纪》。)。这条史料又可力证胥轩之族的西迁居地是在山西。因为这里所说的“西”,当然是以商都殷墟为中心说的。西垂理所当然是指商的西垂。殷墟即今河南安阳,而安阳以西,正是今山西省。至于殷商末年,在今山西省南部广大地区,散居着大批种姓不同的戎狄,更见于《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的记载,商王武乙时有“西落鬼戎”,太丁时有“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这些戎狄的确切地望虽难追寻,但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均应在今山西境内(注: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一直到周初被封于晋的唐叔虞,实际上仍生活在狄戎环绕的环境里。正如《左传·昭公十五年》所言:“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甚至还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注:《左传·定公四年》。),按照戎狄人的习俗处理政务,可见其势力之强大。由上所述可知,商末周初,今山西境内是大批戎狄聚居之地无可怀疑。殷商对于处在其政治中心西部的戎狄,当然可以称为西戎。中潏既然为商王朝之臣,其所保卫的“西垂”当然是商之“西垂”,只是这个“西垂”是泛指商西部边境,还是特指一地之名,由于史籍不载,我们也不好妄加猜测,但均不会脱离今山西之境。
    然而,有些学者却根据《史记·秦本纪》的“……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一语,断定中潏此时已经归周,故而其所保之“西垂”为周之“西垂”。而周之地域范围在今陕西境,因此,中潏所处之“西垂”便远到了今甘肃东部(注: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中潏为商末时人,《秦本纪》所载甚明;其母郦山女据《汉书·律历志》载太史令张寿王所言:“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蒙文通、王玉哲两位先生均持“骊山女”与“郦山之女”为一人的观点,认为她是商、周之交骊戎的首领(注: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214页;王玉哲:《秦人的族源及迁徙路线》,《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此亦可旁证中潏生活的时代确为商末。殷商末年,商、周两族之间矛盾虽已露端倪,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因此周在名义上仍是臣属于商的。中潏为郦山女所生,而郦山女属姜姓,姜姓是与周之姬姓世代通婚的氏族,因此说中潏与周有亲也甚合理。周族自从立下“翦商”大志,便采取各种方式争取商之盟国,尤其是到周文王时“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四十余国。”(注:《左传·襄公四年》。)以此推之,中潏之族因与周有了姻亲关系,因而在政治上倾向周族也不无可能。但周族首领尚且恭敬事商,中潏也不必有弃商归周的明显举动。中潏 “以亲故归周”的表象,换个角度说,不过是他在邦国林立的险恶政治环境中,力图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为本氏族创造最有利的生存环境的举动罢了。从以后商、周冲突中,中潏之子飞廉及其孙恶来都义无反顾地助纣抗周来看,断定中潏时此族已完全归属周族之说便显得苍白无力。故此,中潏所保之“西垂”仍当解为商之“西垂”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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