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条史料也可作为旁证，即《秦本纪》中飞廉“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的记载。石棺葬乃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葬制，非中原商周文化所固有。剔除这条记载中的迷信色彩，我们似可做如下推断，飞廉的耿忠，得到了北方盟国的认可与钦佩，故而才有飞廉死后北方盟国按其特有的石棺葬俗助葬的举动，此可侧证飞廉确曾北上争取过这些方国的支持。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史墙盘铭文记载了文武至昭穆时期各代的史实，其中叙述武王时的史实是：武王开疆辟土，征伐四方，击败了殷人，不必惧怕北方狄人，也得以征伐东方的夷人。可见，武王时北方的边患未消。再证之以《逸周书·作雒篇》所谓成王时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叛周，周公东征平叛，“王子禄父北奔”的记载，可知殷商与北部方国的联盟关系相当稳定。结合飞廉“为纣使北方”的记载，从中可以推知飞廉为拯救时局所做的努力。
    飞廉出使归来，商纣已为武王所杀，但他仍坚守臣节，为坛以祭纣，故《史记·秦本纪》索隐盛称：“处父至忠，国灭君死而不忘臣节”。
    正是因为有飞廉这样的亡国忠臣存在，新得政权的周王朝不得不对采取何种方式统治天下进行周密考虑。由文献和考古资料综合来看，周人伐商时，其国力实不堪与商抗衡。而周以蕞尔小国，最终克商成功，其战略的正确运用当为主要原因。周人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以“小邦周”之力要想全面控制“大殷商”之地，只凭武力是难以做到的。故而周人克商后，并未单凭武力作为征服全国的手段，它还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怀柔”政策，争取殷商王室残余势力及原殷商方国的归服。《逸周书·作雒篇》言：“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我们甚至发现了“王子禄父”称“天子”的铭文。此见于著名的梁山七器铭文中，其中大保簋铭文有“王伐录子”之语，另一器中“录子”作“天子”，当此之时，只有殷商余裔王子禄父堪当此称，故云。商纣之子延续殷祀，对殷遗民来说已是极大的心理安慰，更何况仍旧容忍其保持“天子”之号，这对殷人的麻痹也就无以复加了。对原殷商方国的处置，周人也采取了优容态度。《尚书，多士》云：“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这是允许其继续保有城邑、土地。微子启“复其所”就是这一政策具体执行的结果（注：《左传·僖公六年》。）。
    从上面周人实施的“怀柔”政策来推知，飞廉当是周人极力争取的对象。这是由飞廉在商王朝的政治地位及其对周王朝的敌视态度决定的，周人对他的笼络一旦获得成功，其引起的连锁反应将有利于周人稳定统治。更何况，飞廉家族毕竟还与周人有姻亲关系，争取他的归降并非全无可能。从以后事态的发展看，飞廉之国当时果然未遭坚决镇压，那么飞廉表面上归顺了周王朝不无可能。
    然而，他却是在等待时机，据《逸周书·作雒篇》记载：“（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年作师旅政（征）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结合《孟子·滕文公下》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记载来看，飞廉当是积极响应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周行动，谋复旧国。有人质疑，飞廉之国在山西境内，与被“驱于海隅而戮之”的说法相乖舛，因此，将这一材料弃而不取。其实，既然周公能率军长途跋涉去平叛，那么飞廉率本国之师东进与反周之师相会合又有什么奇怪呢。至于飞廉死后葬于霍太山的说法与此也不相违背，《礼记·檀弓上》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齐国封君五世反葬宗周，并不畏远，既如此，就不能排除飞廉死后反葬故国的可能性。
    飞廉之国确实参与了这次复国行动，还有一条旁证，即霍国的改封。霍叔处为周初所设“三监”之一（注：关于周初“三监”，《逸周书·作雒篇》，《汉书·地理志》、郑玄《诗谱》、《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说各不相同，历代学者聚讼不已，清代学者对此有较多探讨，见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卷三“三监”条，崔述的《丰镐考信录·周公相成王中》，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孙诒让的《周书朝斠补·邶？{卫考》等。我认为，周初“三监”当有霍叔。），其职责是监督殷裔武庚，其初封地在今河南临汝西南。后，霍叔因参与武庚叛乱，遭到了周公的镇压，据《逸周书·作雒篇》记载：“乃囚霍叔于郭凌”。周公平叛后，改封霍叔后裔于今山西霍县东？南，重新立国，而此地正是飞廉之国所在地。飞廉之国被周人占领，与周人一贯执行的怀柔政策相背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飞廉叛周，别无它解。
    由上所述可知，周公东征平叛后，飞廉之国遭到了被“夺封”的严厉惩罚，此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故国土地。
    在后世史家的笔下，飞廉这种亡国孤臣的忠贞，被描绘为助纣为虐，大势既去之后，犹负隅顽抗，不识时务，故而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其列为“下下愚人”。而在后世文人的笔下，飞廉却升华为“风神”的形象，受到了赞美。飞廉遭受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恰是促使我们剖析史料，廓清迷雾，还飞廉真实历史面貌的动机。很显然，飞廉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