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有关飞廉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飞廉之族生活于山西境内的明确证据。这就是见于《史记·秦本纪》的“飞廉”与“霍太山”的密切关系。史载：周武王灭商，“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死，遂葬于霍太山。”飞廉之所以将霍太山作为终老之地，是因为霍太山一带正是其族聚居之处。霍太山又称太岳山，在今山西霍县东南。据学者考证，霍太山得名，即与赵氏先人的鸟图腾崇拜有关。“霍”就是与皋陶关系密切的“鸠鸟”。郝懿行《尔雅义疏·释鸟》引陆玑《诗义疏》云：“鸠，……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鸠逐妇’是也。”古人通过观察鸠鸟相逐，可以预测晴雨，故“霍”之字形从雨从隹。霍太山就是皋陶后裔迁居此地后因其图腾崇拜而命名的（注：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遗憾的是，由于史料阙如，飞廉之族定居此地的时间已不能确考。霍太山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仍与赵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奔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赵夙即飞廉之子季胜的后裔。到后来赵氏势力发展，重新将霍太山囊括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时，霍太山便成为赵氏崇拜的神山。《史记·赵世家》记载了霍太山神祗赐福赵氏的传说：
    赵襄子……奔保晋阳。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
    毋庸置疑，赵氏后人对霍太山的崇拜，就是因为其祖先曾徙居此地，且是其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根据地而造成的。除此之外，无从解释赵氏后人尊崇它的缘故。从史书中飞廉与霍太山形影相随的情形看，飞廉时期，霍太山正是此族的大本营。
    二
    以上考察了飞廉一族在商代的居地，下面来探讨飞廉在商王朝的政治地位。我们先将相关的记载引述于此，再进行具体的分析：
    （1）《史记·秦本纪》曰：“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2）《荀子·儒效》篇曰：“（纣）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
    （3）又《解蔽》篇曰：“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
    （4）又《成相》篇曰：“世之灾，妬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
    （5）《尸子》曰：“飞廉、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
    由上所引可知，飞廉是商王纣的亲信大臣，商纣对他的信任超过了王室宗亲，因而他在商王朝中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知政”的地位。
    从《史记·秦本纪》对赵氏祖先在商代活动情况的记载来看，飞廉能够进入商王朝统治上层，除了凭借其自身能力外，还与其家族与商王室的渊源有极大的关系。大费后裔入商的有两支，其中“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为商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条史料也透露出，赵氏祖先在商王朝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极其荣耀的。按古代实行车战，御者的地位十分重要，尤其作为全军统帅或一国之君乘坐战车上的车御，更非一般人所能担当。费昌能担任商汤的车御，自是其地位非同一般的表现。故其后人一直在朝廷中备受器重，直到商王纣时，还有“用费中为政”的记载。
    大费后裔的另一支中衍，在商王太戊时也以善御而闻名于世，“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注：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也有“命费侯中衍为车正”的记载。）由此可知，赵氏祖先在商代为一方方国，且与商王室联姻，与其有极其巩固的联盟关系。
    飞廉身处商末，其时，由于商纣的残暴统治，造成商末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以及与商结盟的部族纷纷叛离。《尚书·召诰》说商纣统治下“厥终智藏瘝在”，《尚书·微子》则哀叹“吾家耄，逊于荒”，《史记·殷本纪》更明确提到“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而兴起于西方的周族，早在太王时就已立下翦商大志，然其时周为小邦，实力逊于商，故此，太王派遣泰伯、仲雍南下经营，欲对商形成包围之势。到周文王时，江汉流域的楚族已归属之（注：《史记·楚世家》载：“鬻熊子事文王”。周原甲骨H11：83有卜辞说；“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顾铁符先生认为：以鬻熊投奔周人的可能性最大。参见顾铁符：《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武王伐纣时，便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小国出兵助战（注：《尚书·牧誓》。）。由此可见，周族对南方的经营是卓有成效的。
    周族广泛联络商之盟国，使其叛商归周，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注：《论语·泰伯》。），商、周双方盛衰之分已是判然。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飞廉依旧忠于商王室，他既不消极观望，更未叛离商纣，而是积极协助商纣挽救危局。在南方盟国已失的情形下，飞廉北上联络各部族，《秦本纪》中有“蜚廉为纣石北方”的记载，而《水经注》六述此事为“飞廉先为纣使北方”，《太平御览》卷五五一引《史记》也说“时飞廉为纣使北方”，可见，“石”当为“使”。史书上虽未明载飞廉为纣使北方的目的，但从当时的形势分析，飞廉出使北方以联络此地盟国共同抗周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