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界碑。它激发的民族意识、宣扬的民主革命精神，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启蒙教科书，促使他们挣脱旧的枷锁，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
    一、辛亥革命促发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伴随着政治救亡和思想启蒙不断深化，积蓄到辛亥革命，终于促发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
    首先，辛亥革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结合起来，厘清了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揭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大主题。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波澜壮阔，但都没有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相互关系。太平天国沉重打击封建主义，却把外来侵略者当成了“洋兄弟”；维新派呼吁救亡图存，却把皇帝当作摆脱民族危机的依靠。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派破天荒地把反清与救亡联系起来。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明确地把反清与反帝联系起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从此，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成为爱国者的新觉悟。由于清政府已沦为替外国侵略者看家护院的走狗，要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必须首先结束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因而孙中山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1]（P75）。把反对外来侵略同反对本国的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同时也就把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民主自由统一起来，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其次，辛亥革命冲破了忠君爱国的藩篱，以新的国家观念明确了未来中国的图景。鸦片战争以后，先进中国人的救国方案，要么是带着上帝灵光的天皇小农世界，要么是依靠君王恩赐的变法维新，都不敢冲破封建皇帝的家天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崭新的国家观念，把国家、民族与王朝、君主区分开来，把推翻君主专制政权和建立民主共和结合起来。沈翔云在《复张之洞书》中指出“如不忍中国之亡，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章太炎把康有为等奉为神明的光绪皇帝骂为“载湉小丑”，宣扬中国必须实行民主革命，而不能指望皇帝恩赐的君主立宪。邹容在《革命军》中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歌颂革命、歌颂共和，在青年学生及新军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皇帝在人们心目中至圣、至上的地位倾覆了，而独立、民族的共和国则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
    再次，辛亥革命时期，呼吁救亡、宣传民主革命的爱国者群体和理解、响应这些爱国者的群体，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辛亥革命时期，伴随着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的所谓清末“新政”，新式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爱国者群体拥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社会阶层。到辛亥革命前夜，全国已有两万左右的留学生和两百万左右的新式学堂的学生。“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2]（P76）他们大量阅读西方书籍，钻研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冀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改造中国。此期，国内的知识阶层是海外留学生宣传鼓动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觉悟者。而他们一经觉悟，又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进一步扩大民族意识的宣传者，与归国的留学生一起在新军、会党、各阶层民众中不断地增加着民族自觉者的数量。虽然革命党、立宪派、会党、汉族官绅觉醒的程度各不相同，接受的思想观念差异颇大，但他们最终在推翻满清政府这一点上形成了合力，而这种合力恰恰是民族觉醒的普遍性促成的。
    又次，辛亥革命打倒封建皇帝，建立民主共和国，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延续了二千一百年，几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成为中国冲破传统走向近代的沉重负担。在这种制度下，皇权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和残酷的牢笼，任何怀疑、动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言行都被严禁。辛亥革命坚决地打倒了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打和批判，极大地鼓舞了先进中国人的革命精神。试想，皇帝都能打倒，还有什么能够禁锢人们的思想呢？一个民族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和觉悟，就再不会倒退到原来那种状态，只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辛亥革命实现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这一大觉醒释放出的能量，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推向最高峰，在中国演进了一场正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它不仅塑造了一代人，还启迪了一代人，早期共产党人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
    二、辛亥革命对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
    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在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受过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在辛亥民族意识大觉醒的潮流中，产生民主革命思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早期共产党人的一部分曾是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的同志，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著名的有陈独秀、董必武、朱德、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在1911年10月下旬参加了湖南新军，成为一名反清战士，笼统地算也参加了辛亥革命。据统计，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经历的人数约占1/3，其中出身于同盟会会员的约占总数的10%[3]（P313）。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3个发起人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员[4]（P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