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一大代表看，在12位代表中，除去叛党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和当时年龄较小的刘仁静外，其余8人，只有李汉俊在日本求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他或参加过辛亥革命（董必武、毛泽东），或受过辛亥革命的感染、读过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李达、邓恩铭、王尽美），或接受过同盟会会员的启蒙（何叔衡、陈潭秋），都吮吸着辛亥革命的反抗精神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爱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从党在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看，他们基本上都受到了辛亥革命的影响。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读书时，他的老师白毓昆是革命党人，对李大钊的影响很大。瞿秋白、张太雷读书的江苏常州府中学的校长屠元博是同盟会员，他在学生中进行民主革命宣传，讲孙中山、章太炎的思想，讲邹容、秋瑾和黄花岗烈士的故事，还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张太雷就在这时读了《革命军》，瞿秋白在武昌起义前就带头剪掉了辫子。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是同盟会员，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钺是同盟会员，他们在哥哥的影响下早早就有了进步思想，进入新学堂就成了学生骨干。蔡和森敬佩孙中山，把他当成自己效法的楷模。苏兆征是孙中山的同乡，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
    早期共产党人接触新思想时，只要是封建旧学中没有的，只要是呼吁救亡的，他们统统拿来，兼收并蓄。许多人最初读的是维新派的书籍或文章，还有一些人既读革命的，也读维新的。恽代英曾用心钻研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常常吟咏谭嗣同的狱中七绝，以激发自己的爱国意识。毛泽东读了《盛世危言》，又读了《新民丛报》合订本，以至于在首次发表政见的文章中提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当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5]（P115）。周恩来开始思想转变时，同时受两个人影响，“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6]（P368）然而，他们却没有在维新、改良的园地里驻步不前，这不能不归功于辛亥革命长达十年的民主革命宣传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巨大影响。正是这一影响，早期共产党人有了爱国救亡的意识，就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首先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分站在时代的潮头，而后又在反思辛亥革命的激流中，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因而，辛亥革命激发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使共产党人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
    三、早期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受过辛亥革命洗礼和由辛亥革命激发起来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反思辛亥革命的探索中，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见贤思齐是一切不甘落后民族的共同特点。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一直都在学西方。可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呢？”辛亥革命历经十几年的武装斗争、民主宣传，并最终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可是，这个民国却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反而成了军阀们任意玩弄的工具。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7]（P1470）人们感觉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8]（P109-110）既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状况，就必须有新的东西来取代它。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和启迪的新一代革命者，在反思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
    辛亥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敏锐地觉察到，中国虽然成立了民国，但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君主专制；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9]（P5-6）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他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10]（P106），认为民国之所以徒有其名，是因为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力度不够，没能从观念上彻底清除纲常名教对人们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国民缺乏自由民主的觉悟和国家主人翁的意识。陈独秀认为要实现国民的真正觉悟，必须经过三步。第一步是学术觉悟，即输入西洋文明，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政治觉悟，即国民关心政治，弃专制政治为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国民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以生命保护宪法之自由权利。第三步是伦理觉悟，即废儒家之三纲，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第二、三步尚未实现[10]（P107）。因而，“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10]（P206）。为此，他们以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姿态率先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运动是一批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和启蒙的爱国者在反思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对辛亥革命进行的补课，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和深入。它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发动这场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在这一运动中进一步觉醒。
    然而，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为辛亥革命补课，更重要的是由此开始了推进中国历史主题的又一轮探索。1918年5月李大钊在《新的与旧的》一文中写道：“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什么呢？受过辛亥革命洗礼和启蒙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还很茫然，还在寻找。吴玉章在回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8]（[P109-110）为此，他们寻找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学说作为批判旧的传统思想的武器。“五四”前后，西方和日本流行的思想理论，都被不同程度地介绍到中国来。这时期，各种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目标都是为拯救祖国和人民选择一条新的出路，为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说十月革命是一束照亮了中国的光，那是因为在黑夜里摸索的中国人看到了它，它才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中国，首先是中国需要并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而后才可能在苏俄的示范下输入马克思主义。没有辛亥革命启发下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武器就不会被中国人认知。当然没有十月革命的榜样作用，我们还会在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上摸索一段时间，但是，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
    辛亥革命作为完成20世纪中国历史主题一种尝试，虽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实践证明其路不通。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和由辛亥革命激发的一批爱国主义者，在反思辛亥革命的基础上，不得不痛苦地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选择新的救国方案，他们自己也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五四运动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辛亥革命这个视角看早期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更能够说明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