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参校文献异同的方式来追溯学术观点源流的方法其实不是新颖的治学方法，但通过对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这个学术观点源流的追溯可知，这一治学方法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领域还有广阔的利用空间。尽管关于清末民初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发展脉络仍然还不太清晰。究其原委，一是这一时期是新旧学术、中西思想交汇碰撞的时代，各种学术、思想旁逸斜出，各位学人、论著此显彼伏，很难使人抓到前后一贯的线索；二是既有的研究常以人、以杂志、以团体为研究视角，而缺少对相似学术观点、思想观念、学术现象源流的追踪梳理。换言之，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名家辈出，其思想观念也是混杂歧出，虽然梳理出清晰的线索是很困难的任务，但相关研究若能够坚持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现象之源流，不仅能将各学术思想名家的思想、观念之渊源予以探索清楚，将学术现象予以合理解释，而且也非常有助于我们梳理出中国现代学术发生发展的线索。
    注释：
    ①仅以“篇名：王国维”为条件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检索结果就有1616篇。
    ②朱维铮是对清学史研究进行再探讨较早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行校注，还撰写了《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复旦学报》1993年第5、6期）等论文。最近十多年，刘巍、李帆、张昭军、武少民、李孝迁等研究者皆有相关论著，武少民《王国维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是最近刊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的含义进行阐发。
    ③王国维1907说曾“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归塾，每泛览焉”。见王国维：《自序》，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④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9页。罗振玉在1930年应日本人之邀“讲本朝学术概略”，虽其讲稿显示罗氏重在讲清代学术之渊源而忽略流变，但其最后一部分谈“本朝学术之得失”，并指出清代学术“导源于顾处士炎武”。见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罗继祖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9-240页。
    ⑤《致罗振玉》（约1919年3月31日），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87页。将此篇《寿序》和《〈殷墟书契考释〉后序》一文比较可知，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褒扬超过了罗振玉，故王国维不将此文抄录给罗振玉看，估计也有怕因对沈曾植的推崇引起罗振玉不满的考虑。
    ⑥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77页。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称此处的“大篇”是指王国维所撰《海日楼歌》，此一论断可能稍有不确。《海日楼歌》只是一篇充满虚语的寿诗，根本谈不上“名理”，更不会让沈氏“忻雅”，能让沈氏说“度不敢当”，又因“名理”而“忻迓”的，只能是这篇《寿序》。
    ⑦这可能与师门影响有关，邓实之师简朝亮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学说多有批驳。详见张纹华、傅永聚《简朝亮与康有为述论》，《聊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⑧《国粹学报》在上海发行，影响颇大，王国维其时正在上海，且王氏也曾是《国粹学报》的作者。
    ⑨1914年罗振玉将已停办的《国学丛刊》复刊，在王国维代罗振玉撰写的序言中，亦明确地指出“编类既竟，乃书其端曰：秦汉以还，迄于近世，学术兴替，可得而言”。见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605页。
    ⑩桑兵指出，“近代学人往往好谈清代学术”，“近代学人的学术研究，很难脱离清代学术的渊源”。见桑兵：《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本期专栏解说》，《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1）这个“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清代学术史认识的影响链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周予同提出的观点，即梁启超关于清学史的看法主要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见周予同：《中国经学史》，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1页）。
    （12）如“本朝聪明讲考据，愚者讲八股”，“阮文达汉学之大宗”。等见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
    （13）如“廉耻坏于乾隆”、“开本朝学派者，黄、顾二先生”、“乾隆专言考据，王学尽灭，朱学亦微”等。见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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