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际间的史学交流，既有历史家周游列国所形成的交流，也有史书不胫而走的交流，各国对它国史著的研究也是一种交流。归根结底，是国际间历史家、历史著作的历史观、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编纂法的交流。
    史学的国际交流，自古有之。就中国而言，古代史书的编纂体例、编纂系统，曾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东亚一些国家史学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皆然。象越南的《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明显留有中国史学影响的痕迹。在西方，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的叙述体的写法，几乎影响了整个欧洲近代以前史书的编纂形式。今天，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广播电视事业的发达，国际间史学的交流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没有史学的国际交流几乎不可思议！
    事实也的确如此。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纯而又纯，都是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取其它民族文化的先进因素，融合渗透，互进互长。历史学的发展也必然这样。由于史学的国际交流，各民族、各国史学都不可能循着本民族、本国史学固有的模式发展，而需要广搜博取，向综合各方面优势因素的方向发展。因此回顾研究史学史，对当代史学发展状况作正确评估，对未来史学趋势作预测判断，必须考虑史学的国际交流因素，必须注意史学国际交流状况的研究。
    毫无疑问，注意史学的国际交流，有三点应加考虑。
    第一，应着眼于本民族史学国际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应将自古以来的史学交流史划为几个时期，具体分析每个历史时期的交流特点，作出具有规律意义的总结。一般讲，我国史学国际交流史可分为三期：鸦片战争前为一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又为一期，五四运动后至今为第三期。第一时期，中国史学对外影响较大；第二时期，中国史学受西方史学影响逐步近代化；第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并最后主宰中国史坛。作出这三期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史学的演变轨迹，传统的中国史学如何步步转变，许多经验教训可以从中细细理出。
    第二，重点放在当代史学发展特点的研究。拟从两方面做好工作：其一，摸清当前国际史学发展和交流的大背景，究明当代西方主要国家的主要史学流派、重要史学代表作、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它们的相互交流，它们的发展趋势：其二，做好当前我国史学对外交流的回顾总结工作，要确切把握这种国际交流的具体状况，要深入进行“洋为中用”方面成果的探讨。事实上，这方面是非曲直不少，急需总结的东西很多。
    第三，无论第一点抑或第二点，都可以归纳到这样一种模式，即，把史学的国际交流看作是信息输出国的著者——传播媒介——接受国史家这样三位一体的过程。三方面因素都搞清了，整个国际交流的过程也便清楚了。例如对输出国著者，主要研究他们之所以能写成有影响的史著的阶级观、历史观、方法论、编纂学说、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要发掘出他们之所以引起重视的种种因素：对传播媒介，要下功夫查明传播手段、传播方式、传播时间、传播过程中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所持的意见等；对于接受国史家这一头，主要从史家世界观、治史风格、性格气质、学术水准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许多甚至很细微的差别也可从中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