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际间的史学交流,既有历史家周游列国所形成的交流,也有史书不胫而走的交流,各国对它国史著的研究也是一种交流。归根结底,是国际间历史家、历史著作的历史观、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编纂法的交流。 史学的国际交流,自古有之。就中国而言,古代史书的编纂体例、编纂系统,曾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东亚一些国家史学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皆然。象越南的《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明显留有中国史学影响的痕迹。在西方,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的叙述体的写法,几乎影响了整个欧洲近代以前史书的编纂形式。今天,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广播电视事业的发达,国际间史学的交流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没有史学的国际交流几乎不可思议! 事实也的确如此。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纯而又纯,都是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取其它民族文化的先进因素,融合渗透,互进互长。历史学的发展也必然这样。由于史学的国际交流,各民族、各国史学都不可能循着本民族、本国史学固有的模式发展,而需要广搜博取,向综合各方面优势因素的方向发展。因此回顾研究史学史,对当代史学发展状况作正确评估,对未来史学趋势作预测判断,必须考虑史学的国际交流因素,必须注意史学国际交流状况的研究。 毫无疑问,注意史学的国际交流,有三点应加考虑。 第一,应着眼于本民族史学国际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应将自古以来的史学交流史划为几个时期,具体分析每个历史时期的交流特点,作出具有规律意义的总结。一般讲,我国史学国际交流史可分为三期:鸦片战争前为一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又为一期,五四运动后至今为第三期。第一时期,中国史学对外影响较大;第二时期,中国史学受西方史学影响逐步近代化;第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并最后主宰中国史坛。作出这三期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史学的演变轨迹,传统的中国史学如何步步转变,许多经验教训可以从中细细理出。 第二,重点放在当代史学发展特点的研究。拟从两方面做好工作:其一,摸清当前国际史学发展和交流的大背景,究明当代西方主要国家的主要史学流派、重要史学代表作、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它们的相互交流,它们的发展趋势:其二,做好当前我国史学对外交流的回顾总结工作,要确切把握这种国际交流的具体状况,要深入进行“洋为中用”方面成果的探讨。事实上,这方面是非曲直不少,急需总结的东西很多。 第三,无论第一点抑或第二点,都可以归纳到这样一种模式,即,把史学的国际交流看作是信息输出国的著者——传播媒介——接受国史家这样三位一体的过程。三方面因素都搞清了,整个国际交流的过程也便清楚了。例如对输出国著者,主要研究他们之所以能写成有影响的史著的阶级观、历史观、方法论、编纂学说、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要发掘出他们之所以引起重视的种种因素:对传播媒介,要下功夫查明传播手段、传播方式、传播时间、传播过程中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所持的意见等;对于接受国史家这一头,主要从史家世界观、治史风格、性格气质、学术水准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许多甚至很细微的差别也可从中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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