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在中国兴起很晚，目前国内很少有人论及。老子有句话“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道德经》第58章）也就是说，比较史学的功能是巨大的，比较史学的局限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本文试将比较史学的局限能否得以克服、保障比较史学的功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作一简要分析。
    界定比较史学的局限，我认为历史学家在比较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是受该学科领域本身特性的决定；受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受国家的阶级利益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及民族精神文化的极大的局限性，使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历史观对历史的认识有着强烈的制约性。在十九世纪末德国史学家朗克（Le-opldyon Ranke, 1795-1886）主张历史研究是纯客观的，强调不受任何历史观念或历史理论的干预。后来遭到他的弟子的否认。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Croce, 1866-1952）与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基本论点，并围绕这个论点提出证明的理论根据：“当代史（著作）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非当代史的历史（著作）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商务1982年版第2页）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他显然是把历史著作或历史认识与历史放在一起相题并论。这里对他的命题所包含的重大谬论弃之不谈，可是他的论证至少也有其可贵的真理成份，起码证明了一切历史认识的最根本的源泉来自于历史学家或其他历史认识者从自己的现实社会生活实践中获得的感受、兴趣或好恶之感。应当指出的是他没有说明这种感受、兴趣或好恶之感实际上已经包涵着一定的社会历史观。《春秋》和《左传》的作者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各方面制约，他们所形成的感受、兴趣、好恶之感及社会历史观对于历史的认识，在考察过程中都是以符合于“礼”作为评判的一切历史的唯一的标准。再看希罗多德在分析希波战争胜败原因时，是以是否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作为最根本的评价尺度。还可以看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也总是把人性或理性的是否升扬作为决定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依据。但是克罗齐在探讨历史认识是否有真理性，“从辩证方面这样绕了一圈回到把历史看作‘当代史’的概念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第35页）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历史怀疑论者或历史不可知论者。就连西方比较史学派中最杰出代表马克·布洛赫也不得不承认，比较方法“不能解决每一个问题”（布洛赫：《欧洲社会的比较研究》，中文译稿原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总第四期）不过他未系统地阐述过比较史学的局限性。而当代比较史学积极倡导者北京大学范达人教授，却认为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既非唯一，更不是万能的”。第一，它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其成败取决于指导它的历史观是否正确。它是受运用者的历史观制约的。在当代唯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使它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方法，舍此定会走向错误。第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一定范围。可比性是有条件的，超出其应用范围就无法进行比较。第三，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因为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方面或几个方面来比较，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第四，不能把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孤立化、绝对化，它还需要其他的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范达人：《历史比较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六期，1985年第一期）我们通过朗克的“历史研究是纯客观的”论点和与此相反的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论点的提出，不难看出他们尽管从理性出发，拼力地用实证的方法论证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结果绕来绕去又陷入“历史不可知论者”的泥潭。布洛赫的“不能解决每一个问题”比较方法的论点和范先生的“既非唯一”比较方法的论点的分析，至少得出一个最简单结论是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中，不过都承认比较史学存在着局限性。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范先生不仅仅是承认比较史学的局限，虽然对比较史学的局限论述的不尽全面，可他最低给我们比较史学研究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物史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科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同时又论证了比较史学的局限是完全能够得以克服的。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克服了比较史学的局限，才能发挥比较史学的功能和比较史学的社会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实际效果。所以必须从几个方面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