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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我们再分析西方历史哲学家们对有关社会历史现象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情况。先看孔德（August Comte, 1798--1857）这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开创人对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实证哲学实际上主要是他的理解归纳出来的自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以来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柯林武德（R·G·Collinggwood,1889-1943）认为实证主义关于自然科学的见解不过是“认为它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43页）这样的归纳甚为简明，但并不确切。而孔德自己说：“实证哲学的首要特征在于，它认为一切现象都服从于恒定不变的自然规律。由于了解到对所谓的原因--无论初始原因还是终极原因--任何探求都是多么徒劳，我们的任务就是致力于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力求把那些规律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他把实证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主要就包括三种方法：观察、实验和比较。他所说的“比较”，就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与低等动比较”；二是“并存社会状态的比较”；三是“连续状态的比较”。但“要使对文明的不同时期的历史比较具有任何科学的性质，就必须把那些比较归入一般社会进化之中；只有那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指导思想，而特殊研究本身必定受那种思想的制导”。（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第四编：《社会物理学》、《进步观念读物选辑》，第379--384页）孔德正是以他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作为指导思想进行历史比较考察，而且通过这样的比较认为，人类精神进化和一般人类进化普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第三阶段是“实证阶段”。其特征是“人的精神放弃了对绝对观念，宇宙的起源和归宿以及现象的原因的徒劳探求，而专心去研究现象的规律--即它们的恒定不变的相继和相似的关系。”（孔德：《进步观念读物选辑》，第361--362页）。这就是孔德声称他自己发现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其实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那样，这并非他的发明，而是从他的老师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作为孔德的朋友和资助者，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nrt M.11, 1806-1873 ）对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了进一步发挥。密尔同样主张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状态”进行实证的经验的比较考察，从而归纳出“经验性的规律”。他似乎与孔德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但正如加德纳所评价的“在如何真正阐明运用他的历史和社会研究的思想社会导致建立一种可恰如其份地称之为“科学的”研究学科方面，密尔丝毫也没有取得比孔德更多的成功”。（加德纳：《历史理论》第84--85页）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本科学领域本身的局限所致，特别是经历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使西方的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危机。同时由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迁，新技术革命带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发韧的科学革命促使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日趋互相交叉和汇合的趋势而日趋强。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社会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思辩的历史哲学”因而受其局限，并转向“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本体论。由于这种本体论对研究者有着强烈地制约性，导致他们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认识和结论出现了机械的反映论以及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及不可知论情况的认识论。由于这种认识论对研究者有着强烈地制约性，导致他们通过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进行证实归纳从而获得经验性的，概念性的“模式”或“规律”，而拒绝探求因果必然性的规律。他们虽然致力于把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模式建构方法，归纳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引入社会历史科学，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科。其方法论的特征的“新科学史学”、“计量史学”、“跨学科史学”和“社会科学史学”，并相应的“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政治史”，“心智史”、“心态史”如此等等均运用新科学方法的新兴学科。这些新方法、新学科在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否认从“平面式的”单层次实证归纳逻辑方法上升到“立体式的”多层次辩证逻辑方法的必要性；只承认通过前一种探求“经验模式”或“经验规律”的合理性，而否认通过后一种方法探求因果必然性规律的合理性。通过中外史学家们的社会历史观的分析使我们切实感到必须坚持“立体式的”多层次辩证逻辑方法探求因果必然性规律的合理性，才能有效地克服受该科学领域本身特性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