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是唐代著名史学家，他历事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世，长期任史官，写下了《贞观政要》等二十多种史书，号称“良史”，唐人谓之“今董狐”。象这样一位史学家，很值得我们研究。
    （一）
    关于吴兢的先辈，两《唐书》等史籍，均无只字提及。可知，吴兢的先祖辈，似非显宦人家；关于吴兢的后代，仅《旧唐书·吴兢传》谓：“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新唐书》及其他史籍，均无一语道及其后人者。又可知，其后代亦无显达之人。然而，对于吴兢本人，两《唐书》及其他史籍，记载却颇为详尽。
    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公元670年）， 卒于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自少年时代起，即勤勉好学，因而博通经史。 为人端方正直，很少与人交往，惟与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魏元忠、毫州永城（今河南永城县）人朱敬则交游。
    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当了宰相的魏元忠、朱敬则二人，举荐吴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此，武则天诏吴兢直史馆，修国史。累月，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不久，迁水部郎中，寻以守母丧还乡里。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守丧毕，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 随后又因父丧解职。父丧终，先后任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太子左庶子。至此，吴兢已先后任史官近三十年，但由于诸多原因，国史尚未能修成。开元十七年，因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准许他带着史稿到任上。其后，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又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天宝初年，任邺郡太守，不久回京，任恒王傅。其时吴兢虽年老体弱，步行伛偻，但他仍然希望任史官，宰相李林甫因嫌其衰老而不用。天宝八载，卒于家，享年八十岁。
    如果以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为吴兢始入仕途之年，那么到他去世，前后历任李唐王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员长达五十年之久（含两次守丧在家的时间）。其间，他虽无显赫政绩，然而在宦海浮沉中，他对李唐王朝始终赤胆忠心，恪守臣子之道，进尽忠言，不愧为李唐王朝的一位忠贞不二的诤臣。
    比如，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节闵太子李重俊起兵诛杀了武三思之后，他自身也被中宗杀死。接着，安乐公主和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划，陷害中宗之弟相王李旦，此时满朝文武官员，大为恐惧。吴兢却上疏说：
    文明（公元684年）后，皇运不殊如带。陛下龙兴，恩被骨肉， 相王与陛下同气，亲莫加焉。今贼臣日夜阴谋，必欲置之极法……若信邪佞，委之于法，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自昔剪伐宗支，委任异姓，未有不亡者……验之覆车，安可重迹？且根朽者叶落，源涸者游竭。子弟，国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干，夷芟略尽。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诛，一子以罪谪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苍蝇》之诗，不可不察。伏愿陛下存常棣之恩，尉罔极之心，天下幸甚①。
    吴兢从维护唐王朝的统治出发，引证历史教训，指出当时皇家枝干，“夷芟略尽”，“惟相王朝夕左右”的现实，明白地告诉唐中宗，不可再次重蹈覆车之迹；而且进一步从儒家亲亲、仁爱、孝悌的伦理道德出发，晓之以义理，动之以情性，请求中宗李显“存常棣之恩”，不要诛杀李旦，以“尉罔极之心”，而不失天下之望。观乎此，吴兢对于李显，真可谓愚忠献尽，苦口婆心了。加之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肖至忠的谏诤，对李旦事遂置而不问，李旦才得免于难。这对缓和唐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唐玄宗初即位时，励精图治，集大权于一身，锐于决事，不善于劝谏，群臣畏伏。吴兢怕玄宗失于武断而思虑有所不精，便上疏力劝玄宗一定要开怀纳谏。他说：
    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
    夫皇帝之德，莫盛于纳谏，……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陛下何不遵此道，与圣祖继美乎②？
    鉴乎此，吴兢对于唐玄宗的一片耿耿忠心，希望李隆基象李世民那样，成为纳谏的贤君的诚心，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三如，开元十三年，李隆基东封泰山，在半道上多次打猎取乐，弄得民不安生。吴兢即上疏说：“方登岱告成，不当逐狡兽，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③。请看，吴兢对于唐玄宗个人的安危是多么的关心！当然，这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巩固李唐王朝统治的高度重视而发出的肺腑之言。这次唐玄宗采纳了吴兢的药石忠言，不再肆情游猎。
    四如，开元十四年刮大风，唐玄宗下诏，命群臣上疏，陈述朝政的得失，吴兢便上疏曰：
    夫天降灾异，欲人主感悟，愿深察天变，杜绝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乱，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赇谒大行，趋竞弥广。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阙也，臣不胜惓惓。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倖，存至公，虽有旱风之变，不足累圣德矣④。
    显然，吴兢这是在用“天人感应”的理论，劝说玄宗从天灾中感悟过来，慎于为政。这虽是继承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说教，诚不足取；但他着力强调的却是人的作用。这道政治奏章的通篇，充分说明了吴兢对唐王朝的无限忠诚，敢于随时随地谏诤。他的确堪称李唐王朝的忠贞不二的谏诤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