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著述史书，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叙事简明扼要。《新唐书·吴兢传》说：“兢叙事简核，号良史”。《旧唐书·吴兢传》说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元朝史学家戈直则称吴兢“叙事简核，有古良史之风。”（13）又说吴“氏之文，质朴该赡，而所纪之事详”（14）。关于这一特点，只要解读《贞观政要》，便会一目了然。但是，吴兢之著述史书，又失于疏略。《旧唐书·吴兢传》说：“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尤其到了晚年，更“伤于太简”（15）。《新唐书·吴兢传》说他“晚节稍疏悟，时人病其太简。”《唐会要》卷六十三“在外修史”条甚至说，吴兢晚年所修国史，“其纪事疏略，不堪行用。”《旧唐书·吴兢传》也说：“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
    第二，坚持秉笔直书。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常说的史德的具体表现。吴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一优良史德。开元十四年，吴兢上奏曰：
    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纳、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16）。
    由上可知，吴兢对于武三思等人是羞于为伍而又深恶痛绝的。他认为，一个撰修国史的人，应该“善恶必书”。因此，他潜心积思，别撰《唐书》、《唐春秋》。对于这两本书，他自我评论说：“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也就是坚持用客观的、写述的态度修史，发扬了秉笔直书的可贵史德。正是因为他坚持秉笔直书，得罪了皇室或权贵，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17）。最能说明吴兢坚持秉笔直书之美德的，是下面一段记载：
    长安三年，张易之、昌宗欲作乱，将图皇太子，遂谮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凤阁舍人张说为证。说初不许，遂赂以高官，说被迫乃许之。昌宗乃奏，元忠与太平公主所宠司礼丞高戬交通密谋……凤阁侍郎宋璟，恐说阿意，乃谓曰：大夫当守死善道……起居郎刘知几又谓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明日，上引太子相王及宰相等于殿庭，遣昌宗与元忠、高戬对于上前……（说）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诬对魏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指刘子玄--笔者）修实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元。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18）
    元人戈直谓吴兢“尝撰《则天实录》，直笔无讳，当世谓今董狐云”，殆亦当指上引那件史事，然亦当不限于此段史事。
    第三，在某些方面，敢于突破正统修史观念的陈规。总的说来，吴兢是一位正统的史学家，但在某些方面，他又不那么严格地受名分思想、《春秋》笔法的束缚。史载：
    初，吴兢撰国史，为《则天本纪》，次高宗下。（沈）既济奏议，以为：“则天皇后进以强有，退非德让，史臣追书，当称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宜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其则天改周正朔，立七庙，天命革矣。今以周厕唐，列为帝纪，考于《礼经》，是谓乱名，方之跻僖公，是谓不智……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阂而列为二纪？鲁昭公之出，《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纪》合《中宗纪》，每岁首，必书孝和在所以统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礼不违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书法所以观后嗣（19）。
    从以上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吴兢撰国史，立《则天本纪》，次于《高宗本纪》之下；在叙述武则天和中宗失位期间的史事时，称武则天为上，而不称之为太后，称中宗为庐陵王，而不称之为皇帝。他这样做，在沈既济看来，证诸于《礼经》，是有乱名分的；方诸于《春秋》，论名则失正，论礼则违常。一言以蔽之曰，不符合传统的《春秋》笔法。这恰好说明，吴兢著史的笔法，并非泥古不变，在某些方面，也是敢于创新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旧唐书》，仍有《则天皇后纪》，也是“次高宗下”。并且在《则天皇后纪》中，也称武则天为皇帝，而中宗失位时，称之为庐陵王。这是因为，“《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续增，规模未改。（刘）昫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20）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