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前所述，吴兢一生孜孜矻矻，修撰了二十多种史书，是一位高产的史学家。但十分可惜，我们今天，只能见到《贞观政要》一书了。
    《贞观政要》是一部分类编纂，按专题论述的，关于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论修身、施政、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史。
    吴兢为什么要撰写《贞观政要》一书？他本人在该书的序言里写得很清楚。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知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读了这段序文便可以看出：1、吴兢之撰写《贞观政要》，是奉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之命而作，即“爰命不才，备加甄录”。2、源、张二位所以命吴兢撰写《贞观政要》，是因为在“缅怀故实”时，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知有也。”而且认识到唐太宗时之政化，多有“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他们为了辅弼唐玄宗励精图治，弘扬太宗功业，于是命吴兢撰写此书。3、吴兢在撰写《贞观政要》时，贯彻了源、张二位的宗旨，在全书中做到了“词兼质文，义在惩劝。”在篇幅不大的一本书中，做到了“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他希望有国有家者，读了此书之后，“克遵前轨，择善而从”。这就可以建立不世之功业了，不必事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世应进士制科之举子，固须玩习类书，以为决科射策之需，而文学侍从之臣，亦必翻检类书，以供起草代言之用。”（21）他又说：
    唐代祖宗功德之盛，莫过于太宗，而《太宗实录》四十卷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故事迹不易检查。斯《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即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以成为古今籍也。此书之实质为一掌故之类书，必与《六典》同为翰林学士所宝重而玩习，固无疑义（22）。
    由此看来，说源乾曜、张嘉贞之所以命吴兢撰写《贞观政要》，一是为了他们自己便于翻检太宗朝事迹以辅弼玄宗，一是为了向文学侍从之臣，提供一本关于太宗朝掌故的类书，以供他们“起草代言之用”，也是很有根据的。
    关于《贞观政要》一书的成书年代，自宋朝以至当今的一千多年间，迄无定论。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贞观政要》，唐吴兢撰，‘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而书亦不记岁月。但其首称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陈振孙这段话，有一点是说对了的，即“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如此，而书亦不记岁月。”查新、旧《唐书·吴兢传》，兢的确未尝为此--撰写《贞观政要》；检阅吴兢《贞观政要序》等，确实“亦未尝记岁月。”然而上述引文，有两点失察。第一，“但其首称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何人。”这种说法过于疏忽。查两《唐书》神龙至开元年间人物传记可知，“侍中安阳公”乃是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系指张嘉贞。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贞观政要》条亦指出，“惟吴兢自序所称侍中安阳公者，乃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者，乃张嘉贞。”第二，“《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此说实不足信。因为1、 《旧唐书·吴兢传》载，吴兢任卫尉少卿乃在开元三年以后，约在开元七、八年间，上距神龙年间十多年，《贞观政要》若是神龙年间所进，绝不可能在书前题上“卫尉少卿”职衔。2、查两《唐书》源乾曜、张嘉贞传，源、张二人任宰相，均是开元八年的事， 那么源、张二人命吴兢撰写《贞观政要》也必然在开元八年以后，怎么可能是在“神龙中所进呢”？如果是“神龙中所进”，吴兢怎么可能在序言里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呢？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也明确地指出：“考玄宗本纪，（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皆在开元八年。则兢成此书，又在八年以后矣。”至于后到何时？《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谓，“此书盖出其（吴兢）老年之笔。”由此推知，《贞观政要》的成书年代，当在开元末年，或在开元、天宝之际。
    本文第（二）部分所说吴兢著述史书的三个特点，在《贞观政要》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贞观政要》是吴兢“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而撰写成书的，在约八万言的卷帙里，的确做到了贞观盛世的“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唐太宗君臣论治的嘉谋、警言、善行，充分体现了“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的历史风范。所以，陈寅恪先生指出，《贞观政要》是“《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为古今要籍也。”这确属不刊之论。由此可知《贞观政要》一书论述史事之简核。然而因为《贞观政要》一书是吴兢晚年写成的，所以“稍疏牾”。四库馆臣指出，《贞观政要》一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牴牾。”（23）殆非虚言。
    《贞观政要》乃是吴兢秉笔直书之明证。书中不仅记述了唐太宗的嘉言、善行，也如实地记录了《世民的过失，大者如亲征高丽，封宗室子弟及功臣为世袭刺史等：小者如在震怒之下几乎误杀养马宫人和苑西监穆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