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恩选集》4卷477页）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重大，而思想影响更其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同样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任何生动威武的表演，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制约了演出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于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理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那时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他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分配社会产品，取消商品、货币，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必不可免的趋向：其一，是教条主义地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形”；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的；就是说，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各具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越前人的意识在内，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紧密相关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有四种类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四）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在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的原因促成。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三十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但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样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赶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选》第5卷第296页）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如同斯大林不可能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一样，五十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只有学习苏联，走一种历史规定好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以苏为鉴”，却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反而“创造”出“大跃进”的荒唐局面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的巨大援助下，我们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全部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 %，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8.40%（世界银行的统计中， 这是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之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14.7%的速度。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266%；煤产量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了96%；粮食产量达到390亿斤，比1952年增长了19%。 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比较，这一连串的数字确实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离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离超过美国的目标则更加遥远。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旧墟清理完了，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未改变，因为在这个旧墟上还没有建造起共和国强盛的大厦来。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前进步伐仍感到不满足。早在1955年夏季，他违反自己原来的设想，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斥责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应该“花几代人的时间”（列宁语）完成的对农民的改造，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告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定评。在工业方面，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热潮”的影响，毛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更加强烈起来。1955年12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传达了毛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毛泽东当时还设想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见其“加速”愿望在心中占有的位置。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这同刘少奇上述传达在时间和意向上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1955年至1956年之际，毛已在重新考虑“前进道路”问题，原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速度，已不能令他满意，要探索“非常规”的道路与速度；即是说，要采取不同办法，要超过苏联，比苏联走得快些。1956年2月中间， 毛开始分别听取中央34个部委办的汇报，经过思考、比较和总结，4 月作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开篇明义即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结果长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农民剥夺过甚，造成经济失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些缺陷，并试图在中国的实践中加以克服，当然是十分明智的。由于感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创造不多，仍处处受苏联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回顾革命年代的教训，毛的心情自不平静，强烈希望从中国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面也有所创造，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他还批评过去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搞得太死，从而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论证了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从1955年到56年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中央会议上，曾提出“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随后李富春加了“又省”。这八个字为毛欣赏而接受。
    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继续维持过高积累，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运动”。结果比同期苏联经济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所极力肯定的“探索”就这样含糊其词地被事实否定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所谓“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合乎逻辑的说明吗？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 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以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疑问的一条重要线索。
    所谓“原则相同”，指的是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50年代似乎只能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同时在理论上，从斯大林起，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理解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部类，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行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也就是要高积累，对工业高投入。在中国，则特别要求人们要“勒紧裤带”。早在1958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就发生过实施“大仁政”还是“小仁政”的争论。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太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当年国内外形势下，当然首先要加强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发明新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前人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与苏联“原则相同”。在经济结构上，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基础，奠定了突出重工业的建设格局。
    因此事实很清楚，1956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毛的那后半句话上，即“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苏联建设中畸轻畸重的偏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旧的一套观点有所突破。后来八大提出“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意见，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都可以从讨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中找到源流。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尽管阐述的是经济建设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兼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学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而经济运行最需要的就是精确的规定性、比例等量化的东西。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于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这种现象使人想到“大跃进”中不少貌似“两点论”的东西，比如“工农业并举”、“土洋并举”等等，当时都是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而大加赞誉的，称之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同十大关系类似，这些“并举”更像运动的口号，而不是经济学用语。它们没有准确的经济学定义，因此人们无法掌握“并举”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是在感觉上认为提出了“两点”，有了自己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内容，可以傲视前人了。结果，“两条腿走路”和“同时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轰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当年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规则）。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问题了，而是虚幻和荒谬，恰恰与经济工作要求的精确与科学背道而驰。在革命年代，靠“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却不能靠这两手实现工业化。因此，“大跃进”时期那些所谓“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两点论”，实质上不过是在苏联旧体制之上，运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已。所谓“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像诗的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非理性思维。结果反而把苏联经济建设中那些弊端扩大化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失衡。以1958年为例，全国上马的大中小型项目成千上万个，积累率由1957年24.9%陡然超过40%，而同期国民收入只比上半年增长22%。这就意味着国家大量挤用消费资金和压低农业投入，来上工业项目，如此何来“兼顾”、“并举”呢？因此，“大跃进”中这一套自诩的“创造”，在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说来，无非是“新瓶”与“旧酒”的关系，“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这就不是辩证法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苏为鉴”，实际借鉴的仅仅是浅层的或操作层次上苏联的缺陷，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又大多“过度”或“无度”。这同苏联模式即其经济政治体制无关，我们仍然在这种模式的旧体制上进行，但在“冒进”上却非苏联所可比拟，他们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和“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出现过饿死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