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精神对驰骋想像的束缚
    为了“创造”，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毛泽东曾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乍看起来，这个口号同上面“形象思维”的“两点论”一样，都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东西。但是“热烈”的气氛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如西谚所说：伟大与可笑只相差一步。在成都会议上，毛讲到对教授的态度，他当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怖；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由此还称赞了柯庆施敢兼任教授之举。当时听来，颇有新鲜之感，把教授或有科学知识的人作为建设的对立面，这于理不通。但当时听者动容，很得启发似的。这些话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创造”。如果说毛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有反感的话，那么在一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他此时此地讲这番话的目的，却是针对着以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言的。因为不打破这种“迷信”，那套“豪放”的“创造”就难以为干部和群众接受。毛自己是知识分子，并非不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也提过“向地球开战”，“开展技术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之类的口号。但他主观上超乎想象的一面，又时常与实实在在的科学规定相冲突。他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知识对驰骋相像的束缚。“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正是以诗言志。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还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的具有浓厚浪漫气质的诗人。这种气质用于革命，很有好处。战争年代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常能解决问题。1930年打长沙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精神，导致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年代也要依靠群众，可是，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1958年，“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豪言，却迎来经济的大倒退。
    革命时期当然“无法无天”。实现“专政”，搞政治运动、政治斗争也可以“无法无天”，可以厌恶法律的约束，结果错划了几十万个右派；经济上也“无法无天”，也厌恶科学的规章制度的束缚，那就不止是几十万“右派”挨整，而是亿万黎民百姓遭殃了。28年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自然养成一种绝对自信的心理；客观上六亿人民齐唱“东方红”的最高音响，是否也使历史伟人对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许多基本的科学道理时有违背呢？不然，“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荒谬的事情，一时怎么能信以为真呢？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这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排斥知识，破除迷信，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一股发狂热而不可收之势，以致在思想上连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也有些看不起了。成都会议上毛说过：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是随时代发展的，当然，不能抄书照搬。一般的说，这段话很有道理，教条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害人不浅，曾经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感触最深，为“破除迷信”奋斗不已。这已经有了历史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也当然不能照搬教条，应该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同我们这些人个别随谈时，毛不止一次说过，马克思主义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但是，“大跃进”中鼓吹的“不要迷信”，“不要抄书照搬”，则是另外的事情；说明白了，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在话下了。自己要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范，要搞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又讲到“破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自整风以后，我们大多数同志慢慢地不大怕资产阶级教授了。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这些话，这些感想，应当说都是对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抱有雄才大略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问题还在任何人都要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胡思乱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何况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水平以及思维能力。否则，还是那句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些善于揣摸毛的意图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
    “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年得到证明，1958年却不能同日而语了。建造“新天”“新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也同三大战役时一样，曾经在全中国铺天盖地奔腾而来，这种主观随意性，远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自己在仅仅三个月之内，也觉得太过份了，不得不连续召开会议“纠乱”。但问题就在仍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下“纠乱”，作一些量的调整，而不是作质的变更，放下这三面红旗，回到客观实际中来。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上面和下面某些领导人总是揣摩毛的意图，投其所好，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开其端，李井泉、谭震林等人紧随其后。可举一个具体例子：1958年7月，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的创刊号上， 发表了该省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开篇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由于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反对，才改为现在的题名。此文可看作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有关讲话的诠释和发挥。当年王任重是很被毛赞赏的地方领导人。文章一开始就批驳了有些人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理论，而不认毛泽东著作为理论的观点，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现代最重要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做理论，不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做理论，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在当前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厚古薄今的偏向”。接着，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某些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马克思水平很低，其中有些人简直是在那里反对马克思。”“假若有一个企图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当中去查找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你能说这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一有所知吗？”文章的用语是犀利的，有点兴讨伐之师的檄文味道，但读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不要迷信”几个字，那就是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要多看毛泽东在当代的“创造”，看那些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必须“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的形势面前，这些话当时真给人们以“激动不已”的力量。
    然而人们不能总靠“激动”过日子。几个月的狂热下来，许许多多的人已有所领悟：在我们中国，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目前所作的，到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这块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土地上虚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目空一切，在那里妄自尊大地进行所谓“创造”？《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去作如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据说李达当时闻得书记的这番高论，甚感焦灼，曾据理力争，甚至还当面向毛进言，说已经发高烧了，再热下去不得了。杨献珍其时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之说。可见当年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这篇文章虽说最后不得不换了题名，但点睛之笔尤在“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后者，一切科学都是发展的。但该文作者的本意却在“超过”，就字义而言（这同后来林彪用的“顶峰”相似），“超过”与“发展”也是两码事。作者当年的意思就在：马克思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毛泽东已经超过了，只要学毛泽东的就行了。其含义同后来林彪鼓吹读“老三篇”和手摇小红书，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