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丁同志的《中国史学简史》（以下称《简史》），1987年8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十年来河南出版的第四本中国史学史专著。
    《简史》凡五编18章22万字，通叙上自远古下迄新中国前夕的史学，脉络清晰，文字流畅，不乏新意。它跟已经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结构上的特点：简明。
    中国史学史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由于它研究的范围和任务，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同现今从事社会实践的人们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如何对待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远远不只是专业工作者所关心的，它应当走向社会，为广大的读者所了解。也正因为这样，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应是多种类型和多种风格的，教材、多卷本、简明读本，都是社会所需要的。《简史》在“简明”方面所作的尝试是可贵的。首先是作者对中国史学史在整体看法上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古代、近代、当代三大历史阶段（本书所论只限于古代和近代），这是第一层轮廓。古代史学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标志，大致划分了奴隶制时代的史学和封建制时代的史学，而近代史学则以李大钊史学为标志，分为“五四”以前的史学和“五四”以后的史学，这是第二层轮廓。第三层轮廓，是把封建制时代的史学又划分为两汉、汉唐之际、中唐至明中叶、明末至清代乾嘉等四个时期（作者在作具体叙述时又合并为两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两个时期）。作者在描绘这个总的轮廓时，一方面考虑到历史发展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又考虑到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是简单地把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平行起来，而是注意到前者一般都要落后于后者的事实。从全书的叙述来看，作者对于这个总的轮廓的描绘，显然是经过反复思考才能够做到的。
    作者善于把一些复杂、繁难的问题概括为比较明确的看法提出来，以便于读者的理解。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第三章的“诸子以史论政”一节，这本是一个很不好表述的问题，但作者用了“战国前期的以史论政”、“商鞅‘不法古’”、“孟子‘言必称尧舜’”、“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荀子论‘天人’和秦国”、“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以史论政”等七个标题，这些内容不仅勾勒出“诸子以史论政”的概貌，也反映了诸子在“以史论政”上的不同特点，从而给人一种新鲜、活泼的感受，也便于一般读者的理解。
    第二是表述上的特点：通俗。学术著作要做到通俗，功夫不只在文字的运用，而主要在于对所论述的问题的深入浅出。作者在关于本书内容的深入浅出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如作者阐述刘知几论史书编撰和史学家的修养两节，用了“论体例”、“论书法”、“论史料”、“论文风”、“论史职”、“论史才”等六个细目，来贯串《史通》一书在这方面的论述，即可视为深入浅出的明显例证。《史通》为古代史学名著，治史者不可不读。然而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究竟怎样读《史通》，怎样把握《史通》的精义，这是一个学习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我在教学中深有此种体会，而且也正在摸索这方面的可行的途径。《简史》给了我不少启发，也足资青年史学工作者参考。同样的例子，是作者对章学诚论史学的阐述，他讲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史学所以经世”，“事、文、义三者以义为贵”，“推崇独断与家学”，“志为史体”，“史德”。这当然不能说概括了章学诚论史学的全部内容，但至少是提出了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这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像这种例子，书中还可以举出不少。当然，文字流畅、可读，也是本书在通俗性方面的长处之一。作者基本上不引用大段原文，而是在对原始材料进行消化、吸收后以自己的口气和语言转述出来，这就使人易读，好懂。即便如此，作者还是注明了所据材料的出处，以便于研究者作进一步的考察。
    第三是文风上的特点：平实。《简史》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如《题记》中所讲的三层意思，一是交代大书为哪些读者所写，二是说明撰述上的要求，三是表明本书的学术渊源，以及《绪言》中所讲的三个问题，即中国史学的历史、中国史学的遗产、中国史学的传统，都不作奇语宏论，而是字字句句朴实无华，平易，诚恳。这种文风贯串于全书之中，有两点很突出。一是作者不炫耀自己的论点。应当说，不论是对于历史的分期，还是对于史学的分期，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作者在阐述这些看法时，从容不迫，侃侃而论，不指摘他人，不炫耀自己。即便是在论述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人的史学这些作者比较熟悉的课题时，也是如此。二是寓理论于叙事之中，避免空发议论。如在第二编开始讲“正史”的创建，在第三编起首叙“正史”续撰，这实际上是把“正史”作为封建社会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来看待的；又如在第八章讲“古代史学的检讨”，在第十三章讲“古代史学的再检讨”，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似的重大事件。但是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大发议论，只是寥寥数语，点到即止，而把理论上的思考和发挥留给了读者。时下有些历史学论著，内容不多，空论连篇，跟《简史》的这种平实文风相比，实在是不可取的。
    作为一本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的著作，《简史》于简明、通俗、平实之中，也在不少地方提出了作者学术上的独到见解。其中关于中国史学发展之分期的看法，对司马迁《史记》的历史地位的看法，关于古代史学的“检讨”与“再检讨”的提法，对“五四”以前“旧史学的绪业”和“‘新史学’的兴起”的概括等等，都包含着一定的新意。如评价《史记》说：“司马迁的《史记》为我国史学树立了一座崇高的丰碑，标志着封建‘正史’已创建起来。”“在《史记》的影响下，后来逐步形成了一套代表封建史学的二十四史。但在整个封建时代，不论是‘正史’，还是其他史书，都没有哪一部堪与《史记》相比。这一方面取决于史学家的史学水平和思想水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象司马迁那样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和进步的历史思想的人固然不多，而象司马迁所处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秦汉时代亦已一去不再复返，这就是后世封建史学家对司马迁望尘莫及的历史原因。”这里，作者把《史记》看作是封建史学的奠基著作的论点，从个人条件和历史条件来说明《史记》具有崇高地位的历史原因的论点，都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简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或尚可改进的地方。一是在具体论述中往往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孤立地讨论史学的发展，这或许是篇幅所限，我想也跟分期的跨度过大有关系。写史学的发展，究竟怎样跟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摸索的问题。二是对于中唐以后发展起来的笔记、野史和两宋以后发展起来的金石之学，几乎没有涉及。这两个方面在史学史中虽不是重要内容，但也是应当占有适当的篇幅的。三是节下细目没有编入书首目录，读毕掩卷，深以为憾。这几点想法，未必都是恰当的，提出来谨供作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