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固然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所必然经历的一个环节，但其意义却不止于此，这场变革不仅是中国社会现代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而且同时也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因而，如果我们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对这一事件作一透视，就能够对于这场变革的意义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
    真正意义上的，亦即具有现实的统一性的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存在的，而是在近代才开始的，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在于生产和交往的世界化，这样一种广阔的基础不可能存在于古代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况下，而只可能存在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大生产状况之下，一般说来，以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停滞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对自然有着太多的依赖性和太多的交往，而人们之间却只有很少的依赖关系和很少的交往。因而，这种生产方式既不以大范围的交往为条件，亦不能存在于世界范围交往的条件下，而一种以大工业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则必然地是以人们之间的大范围的，乃至世界范围的交往为条件的。没有范围日益扩大的交往，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就不能存在。因而，世界历史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发生、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世界历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扩张与对这种扩张反应的历史。
    由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和对其反应所交织而成的世界历史，由于扩张与反应方式的变化，便不可能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进程之中表现出某种阶段性来。大体上说来，我们可以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第二个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个阶段则从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并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先进国家内确立，资产阶级通过斗争在国内取得统治地位，同时伴随以向落后民族扩张的过程。这一阶段前后持续数百年之久，尽管其中不无曲折，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落后民族的扩张并未受到严重的阻力。
    这一阶段的世界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过最为准确而深入的把握。虽然在这之前，维柯、黑格尔等人就已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并且对世界历史的普遍性、统一性有过某种领悟，但他们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世界精神”之类存在物的世间经历，却是非常神秘而荒谬的，而直到马克思才对世界历史的荀遍性、统一性给予了真实的描述，这就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恩选集》第1卷，第32页）这样， 我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图景：世界历史的发生，各自孤立地或地域性地发展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为物质生产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因此，“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同上书，第51页）这就是说，世界历史的基础乃是生产和交往的世界化。这种世界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各民族采取共同的生产方式，二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各民族之间由于自发地形成的分工而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于任一民族若失去这种联系就难以存在，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历史就真正地转变成为世界历史，以往历史中各民族发展的内在的普遍性就成了一种现实的普遍性，现实的世界历史的统一性。
    随着世界历史的进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自身，取代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东西方发生发展的不平衡。由此造成的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书，第254—255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尤其是从西方向东方的扩张，一方面，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是一种极其残酷的侵略行为；但另方面，这种扩张作为一种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形式，却也有着一种历史进步的意义，一种社会革命的作用，它迫使落后国家自我更新，走上现代化之路，置身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因而，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意味深长地指出，“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恩选集》第2卷，第68页）因此， 这种扩张行为无论从道义上多么令人愤慨，多么可诅咒，但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毕竟是有其积极的作用的。
    根据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进程，马克思得出了两点结论。其一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的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马恩选集》第1卷，第40、41、42页）。其二是，东方各民族摆脱停滞、落后的状况，突破狭隘的地域性历史而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由之路，就是象西方先进民族一样，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然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相当发展，其内在矛盾充分展露的条件下，再进一步由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动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虽然马克思在晚年根据新掌握的材料而部分地修正了这一结论，认为某些东方落后民族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这一“跨越论”并非如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对于不同于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肯定，而是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范围内，在肯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东方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肯定。在马克思看来，脱离世界历史一般进程的东方道路是不存在的。当他设想某些东方民族如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他对其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就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同上书，第231页）这就是说，个别民族对于资本主义的“跨越”仍然是以一般的世界历史的经历为前提的，东方民族的发展道路是受制约于西方先进民族的发展状况的。
    我们看到，在其第一阶段上，世界历史的进程，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各落后民族在这种扩张面前的消极退守。在这一阶段中，东方各落后民族是以其固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抵制西方的扩张的。也就是说，其对于这种扩张挑战的反应方式仍是传统的，这当然不足于构成真正的应战。因而，在这一阶段上，西方先进民族是主动地走向世界历史的，而东方各落后民族则是消极地走向世界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拖进世界历史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基础的生产与交往的世界化，也只是以西方为中心向东方辐射。在这种条件下，世界历史的中心必然是位于西方的。这样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是如实地反映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