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的进程展现出了新的方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各先进国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它们进一步加强了向落后民族的扩张过程，以获取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原料。而资本主义这种日渐加强的扩张，使得各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变化，一种现代化生产方式被初步地建立起来，而原有的经济结构则遭到巨大的破坏，整个社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这就使得资本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突出。在这种条件下，各落后民族对于资本主义扩张的反应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渐由一种消极的退守姿态转变为一种在现代条件下重建民族的积极姿态。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成了本世纪前六十年的主导性历史潮流。
    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在各殖民地国家中汇合在一起，并由于互相加强而形成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方面，社会主义为民族解放指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苦难的全新的方向，而另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则为整个运动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动力。由于这一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便由西方转向了东方。最终，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有利机会，社会主义不是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而是最先在东方落后国家获得了成功。于是二次大战后几年间，整个世界便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对立，而且这一对立同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对立，这样一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阶段，便是一种在东西方对立中发展的过程。
    社会主义在东方国家的胜利和东方各民族国家的兴起，首次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地位，造成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势态。这一事变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疑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从此以后，东方诸民族便一改以往消极被动的姿态，而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这便为改变整个世界各种力量的布局，为各民族平等、自主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现实的可行道路。
    东方各民族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各落后民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积极应战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功；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作为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决方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但这两个方面的成功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族独立运动在一个落后国家的成功，意味着这一国家摆脱了他国的控制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则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但这种超越既不是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造成的内在矛盾的激化所引起的，也不是如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那样，是由于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取得胜利所引起的，而是由于与民族独立运动的汇合引起的。因而，社会主义在东方各国的胜利便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具有了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这样一来，世界历史的进程便给这些民族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作为刚刚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应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迅速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加速发展生产力，并在同时改造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以便尽快地改变不发达状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作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又面临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这就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只能在一种与西方发达国家对立乃至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无疑，这是一种非常不利的条件，它极大地加重了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困难。
    进一步看，东方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对立，不仅是客观上的，而且是主观上的。这就是说，对立不仅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而且由于人们在主观上过份强调了这种对立而将其加深了。在客观上，作为社会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的否定物，它们无疑是对立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它面前又存在着一种通过交往而利用发达国家的成就去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它们又并非对立的。但当人们由于种种原因过分强调对立的一面时，非对立的一面往往被忽视或抹煞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成就去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也就只能作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而存在。这种主观上对于对立一面的强化，在斯大林的两大世界市场的理论中，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理论中，有过典型的体。
    这样，由于东西方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对立，世界历史在其进程的第二阶段上，就主要地是一种在二元对立中发展的过程。东方民族在这一时期虽然摆脱了受支配的被动地位，但却并未克服东西方之间的差距，而是将这种差别转变成了对立，使根源于西方先进民族的世界历史的单调的、片面的统一性转变成了包含双方交互否定，交互作用的“复调的”对立性。
    三
    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历史的进程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目下正在改变着上一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式，以往二元对立的格局正在为一种多元交互作用或多元相关的格局所取代。这样，世界历史就进入了其进程的第三个阶段。
    世界历史进程转变的根据在于人类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的重大改变。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在一系列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使得人类的物质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新的技术革命同时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分工进一步发展。一些最发达的国家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行业，而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则被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使得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进一步一体化，各个国家之间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一个国家离开了国际间的贸易已很难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生产的这种一体化又意味着人们之间交往的进一步世界化。分工增加了交往的必要性，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通讯和交通条件的极大改进，又使得世界性交往的可能性得以成为现实。随着人们之间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交往频率的增加，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正在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过去隔绝人们交往的自然障碍再也算不了什么，人类所居住的这颗星球正在迅速地变“小”，变成一个所谓的“地球村”。
    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在使人类对于自然的支配能力空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效应。人类在从事改变自然物的直接存在状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的实践活动中，在实现其目的的同时，总会带来某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负效应。由于人类自身目的的有限性和自然事物对于人类目的的独立性，这种负效应一般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在以往生产力水平较低下的情况下，这种负效应大多也很微弱，且往往是局部性的，但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这种负效应也随之极大地增长了。这种负效应导致了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能源枯竭、核战威胁等等。这些问题也并非象以往时代一样，只存在于个别地区和国家，而是整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现代性的“全球性问题”，它使整个人类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生存受到威胁。例如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温室效应”、气候异常，决非区域性的；在全世界现有的核武器数量足以把整个人类毁灭二十次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核战争，其结果也决不会只是少数人受害，等等。因而，在所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面前，整个人类的命运在客观上是密切相关的，谁也不能指望在其他民族遭到毁灭的情况下而独自幸免于难。而且，由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整体相关性，也并非个别国家所能够解决。这样，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威胁着人类的问题，在客观上就存在着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共同行动的需要。这种需要反映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就是“全球意识”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