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金圆券既然并无准备基金可言，又处于不断膨胀的状态之下，它的发行就不能不借助于经济管制的办法，借助于政治力量和警察手段。当时，国民党实行的经济管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行收兑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以维持金圆券的信誉，二是强行限制物价，以造成”平价“的假象，掩盖金圆券膨胀的事实。据统计，在8月19日以后的两个月中， 中央银行曾凭借经济管制先后收兑167.7万两黄金、4985.1万美元、8609.7万元港币、2350. 4万元银元和888.1万两白银。〔16〕但是， 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政策一开始就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各地豪门富商更是想方设法地将其黄金白银外币藏匿，拒不兑换金圆券，宋子文、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则根本无动于衷。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只得于11月13日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宣布准许金银外币私有，解除银币流通和买卖的禁令，并把金银外币同金圆券的兑换率一律提高5倍。 此令一出，社会上又立即掀起了一股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的风潮，国统区的金融秩序更加混乱不堪。至于限价政策，同样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冲击。众所周知，商品的价格主要是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的，国民党政府的限价政策完全靠强制手段将物价冻结，既没有严格控制金圆券的发行量以减轻其对市场的冲击，又没有制订发展生产的措施以增加商品的供应量，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长久。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政府所定限价基准--”8·19“物价是在多次涨风之后形成的、 与商品的实际价值严重背离的物价，因此，许多工厂、商店在限价出售商品后都要亏本损利，不得不停产或关门，一些大资本家为避免受限价的损失，则大量抽走生产资金，转移外流，致使生产急剧萎缩，物资日益短缺。在此情况下，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富商豪门乘机囤积居奇，大搞投机活动。对此，一向以”打虎英雄“自居的蒋经国等人虽然气势汹汹，却不能也不可能予以制止。与此同时，各地又发生了市民抢购物资的风潮，这也是政治压力所无法控制的。于是，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0月31日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宣布从11月1 日起解冻物价，取消”限价“政策。从此，物价就象洪水决堤一般地突飞猛涨起来，12月即比8月上涨325倍，1949年2月又涨至834倍，到4月15 日竟然狂涨至62714倍！〔17 〕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至此就完全彻底地失败了。
    国民党政府本想用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为其已经陷于瘫痪的经济体注射一剂强心针，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随着金圆券的急速贬值和彻底崩溃，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也无可挽回地陷入总崩溃之中。
    三
    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衰都是同它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18〕抗战胜利后国统区财政经济的迅速崩溃，正是国民党政府同经济发展尖锐对立的表现，它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第一，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打破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幻想。抗战胜利后，饱受8 年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热切希望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是，国民党根本无视人民的愿望，顽固推行其独裁、卖国、内战的政策，结果，不仅导致了国统区日益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城镇，由于工厂、商店停产或关门的事件时有发生，大批工人失业，生活毫无保障；其他市民和公教人员的生活也受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威胁。在农村，广大农民更是缺吃少穿，很多地方的农民都靠挖草根、啃树皮甚至是吃”观音土“过活，还有很多人则活活饿死，被迫弃家流浪者更是不可胜数。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破灭了。上海群众愤怒地说：“胜利带给大多平民的是‘愁苦多于欢乐，饥寒多于温暖，……八年来死亡线上挣扎才达到胜利，却使我们遭受更严重的生活威胁。”北平、天津及东北各地都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19〕。广大国统区人民在觉醒之后纷纷起来为生存而斗争，工人们首先以罢工和游行示威点燃了斗争的烈火，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和公教人员等也都参加了反饥饿斗争的行列，亿万农民则掀起了抗租、抗税、抗捐、反抓丁等各种形式的“民变”运动。由于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是粮食问题，所以围绕粮食问题的斗争最为激烈。1946年2月，杭州就发生了有5万人参加的抢米事件，随着粮荒的加剧，抢米事件很快发展成为普遍风潮。从1946年下半年起，抢米风潮迅速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江西、广东等省的40余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全国重要米市无锡和芜湖等，参加群众约在17万人以上。随着国统区财政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工人、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公教人员和农民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这些斗争不仅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而且逐渐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卖国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了在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之外的第二条战线，对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国民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化。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一度非常活跃，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要求和平民主，又反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暴力革命，幻想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一条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所谓“第三条道路”，通过温和的改良建立他们梦寐以求的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这种幻想很快被打破，一方面，美国的侵略、四大家族的掠夺和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使他们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损失，时刻面临破产的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又肆意摧残民主，加紧迫害民主人士，甚至于1947年11月公然宣布民盟“非法”，妄图从根本上取消民主党派的存在。在此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绝望，除青年党、民社党和张申府、胡适等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抛弃了已经走不通的“中间路线”而走到人民一边来。1948年1月，沈钧儒、 章伯钧等在香港主持召开了重建民盟的三中全会，公开宣布拥护中共的土改和没收官僚资本政策，同中共“携手合作”，并号召全体民盟成员为“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20〕与此同时，民建、民促等也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揭露国民党的独裁、卖国和内战政策，表示同它彻底决裂，甚至连原来鼓吹“中间路线”最起劲的梁漱溟和施复亮也改变了态度。梁漱溟曾于1949年2 月国共北平和谈前夕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了他对国民党的不任信态度，要求“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对“连续三年大战”和无数“前线将士”、“战区无辜人民”的死难负责，并“劝告”他们“接受战犯问题”，从此以后不再赖在台上“把持住这残破的国家”。〔21〕施复亮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更是一改其昔日的“中立”、“调和”论调，明确提出了“坚决反对保守反动的道路”的主张。〔22〕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转变态度之后，一面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大力开展对于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工作，一面紧密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动摇了美蒋统治的基础。
    第三，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也加深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国民党在军事上曾一度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为时不到1 年就因接连不断的败仗而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主要表现为：优势与主动权丧失、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兵源枯竭、军费困难和武器弹药缺乏等等。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和崩溃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军事危机、尤其是军费问题上的困难，随着军费困难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差，给养完全失去保障，不仅一般士兵普遍“吃不饱、穿不暖，面黄饥瘦，精神萎靡”，很多中下级军官也常常“不能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之中“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亦有之”。〔23〕在此情况下，官兵们无不充满强烈的厌战情绪，逃亡事件与日俱增，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围绕着待遇和给养问题，国民党各军之间，尤其是“中央军”和“杂牌军”之间也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蒋介石置各地“杂牌军”的死活于不顾，极力独霸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税款，以保证其“中央军”的军费和给养。为达此目的，同时也为打击桂系，他甚至秘密派人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全部运往台湾，还将中国、中央两银行在美国存放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帐户。而桂系白崇禧等情急之下则干脆公开抢夺军火，其他各地方实力派为求自保或提用中央银行在当地分行所存的金银，或截留中央税款，或私设关卡强行征税，有些地方部队如湖南陈明仁所部甚至因军费给养无保障等原因而举行起义，投向解放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和崩溃也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军队的分化瓦解，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
    第四，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还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化。国民党原来就是派系林立、政见各异的多种政治力量的集合体，随着国统区财政经济危机的加剧和总崩溃的到来，国民党内部已有的矛盾日趋尖锐，更加四分五裂。一方面，以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蔡廷锴等人为代表的民主派对国民党的前途和蒋介石的统治完全失去了信心，经过一番准备和酝酿之后，他们在“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已有组织的基础上，于1948年元旦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中央，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24〕而奋斗。另一方面，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也因不满于蒋介石的统治而开始各自为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千方百计地逼蒋下台，以便取而代之；华北傅作义加紧扩充武力，企图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山东王耀武“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希望在半独立的基础上取得美援”；连一向与蒋关系密切的宋子文也“设法增加他在广东的军事力量，并且把湖南、广西、江西和福建给合在他的统治下。”〔25〕与此同时，原属蒋介石集团的一些文武高官也纷纷自寻出路，离蒋而去：原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北平和谈首席代表张治忠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挽留下留居北平；浙江省政府主席、政学系重要人物陈仪也决心脱离国民党营垒、投向中共一边，以致惨遭蒋介石杀害；甚至连蒋介石一向最信任的心腹陈布雷和戴季陶也先后绝望自杀。陈布雷曾任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48年以来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惨败和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使他“饱受刺激”，但他自知无术回天，“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26〕于是便自杀了。戴季陶素以“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而为蒋介石所赏识，但这时也为国统区物价飞涨、人人自危的局势弄得“既忧且病”，神志恍惚。他积参政40年之经验，痛感“自教育宣传以至执政”从来没有危险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连“民国今日之存亡”都成了问题，绝望之余，便步陈布雷之后尘自绝于世。不言而喻，这种众叛亲离的形势，无疑也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注释：
    〔1〕《北国春秋》1960年第3期，第106页；1960年第2期，第25页。
    〔2〕〔13〕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91、99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上海金融史话》第1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4〕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56页， 三联书店1961年版。
    〔5〕《北国春秋》1960年第2期，第23页。
    〔6〕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第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卷第65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9〕〔14〕张公权著、 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01-102、110、203-20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10〕〔19〕荣孟源：《蒋家王朝》第297、303-304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1〕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208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12〕《蒋区经济的暴风骤雨》，《东北日报》1948年6月13日。
    〔15〕〔16〕〔17〕《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第110、82、6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8〕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80-181页，人民出版社会1970年版。
    〔20〕《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76、37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21〕梁漱溟：《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上海《大公报》1949年2月21日。
    〔22〕胡厥文等：《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施复亮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6月17日。
    〔23〕宋希濂：《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9页。
    〔2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民革中央宣传部1959年编印。
    〔2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18-919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26〕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第289、293页， 台北中正书局1977年版。
    〔27〕《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第323、324页，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编纂委员委会1971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