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受到本国的经济制度、行政结构、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受本国的现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往往可以直接左右或者干预国家的对外政策，成为国家制订对外政策的主要参数。美国自开国以来就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其政策的制订和施行中始终起着重大作用。1958年，美国参议院决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特别邀请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提出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报告。报告强调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重要问题，认为，在决定当今世界形势的各种因素之中，“最强大而且最普通的力量之一是，意识形态和以意识形态为表现的各种运动所发生的影响。”[（1）]报告“集中注意博得最大的忠诚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2）]，并把“这种势力的错综复杂和变化无常的关系”[（3）]作为该报告的主题，其目的就是用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立宪民主制去战胜共产主义。
    在美国现代史上，“两个事实的结合产生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力。其一是，美国经济愈来愈依靠国外战略原料源源不断地供应。其二是，世界上拥有这些资料的主要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的社会基本力量的变化而处于动乱之中”[（4）]，所以，“美国政策的总目标是（并且应该是）维持美国在全世界的帝国地位”[（5）]。因此，美国在现代对外政策中所追求的基本利益乃是它的全球霸权主义的实现。“这些利益是用什么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达的？这些语言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贯的反共思想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遏制和反对革命的干涉战略。对于任何地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散，美国对外政策必须采取继续抵抗的立场；这种信念左右了我们对外政策的一切决定，限制了选择办法的范围，并规定了抉择的政策。”[（6）]所以，美国现代的意识形态就是反共主义。那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同样受其以反共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当今史学界关于中国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美国的经济、军事等方面，而对其意识形态因素的考察却较为少见。因此，笔者试图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从抗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发生，美国对华政策受现实主义的制约，但并没有放弃反共主义。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强烈呼吁列强以贷款和军火支援中国抗战。然而，西方列强却持观望态度。美国政府亦采取尽量不予卷入的态度。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隔离”侵略者的声明，采取“独立主义”。其原因一是在经济上美国与日本有重要的贸易关系；二是从各个方面得来的消息，证明日本是以苏联为假想敌人的。日本“北进苏联”的计划，正好符合美国反共主义的要求，借日本之手打击苏共，正是美国求之不得的。因而，美国借口中立法案的限制和缺乏公众的舆论支持，坐视日本侵略中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由于蒋介石消极防御和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而导致大片国土丢失，并呈现出与日媾和的态势，由于世界范围的法西斯势力气焰嚣张，更主要的是由于日本侵略加剧，直接威胁了美国在华的利益，并且对它的全球霸权战略也造极大的侵害，因而，“华盛顿的决策者开始不再把国民党中国仅仅视为侵略的受害者。国民党中国成了美国遏制日本，建立亚洲新秩序战略中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盟国。”[（7）]所以，美国政府官员如财政部长摩根索和中国问题专家项白克等极力敦促罗斯福批准对中国贷款，这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但是，其中也包含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摩根索、项白克同样担心，如果华盛顿不予贷款或拖延贷款，中国的抵抗就会瓦解。或者，蒋介石为了得到外援，倾向和苏联接触。这差不多等于驱使蒋介石落入“俄国的手掌”和共产主义的怀抱。[（8）]
    1938年底，日本公开否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39年2-3月，日本先后占领海南岛和南沙群岛，从而作出了进攻南太平洋的姿态，取得了南进的基地。日本的侵略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华利益。美国至此才决定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其目的，不仅在于抑制日本在其它地方的扩张，而且还在于支援中国的亲美反共的政权。正如1940年8-12月，宋子文等在华盛顿政策制订者中间积极游说时，曾经警告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美国限制对中国的援助可能促使国民党转向苏联。此时，尽管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但我们也仍然能从其外交改革的具体内容中洞察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为，美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国民党政权倒向苏联，防止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这些都同样出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的考虑。1941年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亨利·卢斯曾呼吁：“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是美国作为世界统治力量出现的第一个世纪”[（9）]；美国人要认清“领导的全部机会都属于我们”，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美国的世界统治地位”[（10）]。所以，到1941年11月底，美国对亚洲的基本政策是“在全面抵制日本进一步扩张的同时，防止中国国党政府垮台”。[（11）]由此可知，在这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不是单一的。明显地含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逐渐增大，最后达到左右美国对华政策的地步。
    二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史迪威事件的发生，美国对华政策制度的出发点由现实主义转向意识形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进一步调整制定了它的战时对华政策：第一，与中国“有效地联合进行这场战争”[（12）]。力图“要把中国保持在这场战争里”[（13）]，防止中国“转过来反对西方”，并“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14）]。第二，扶植中国获得世界“强国”地位，让中国“在远东的和平、战后的稳定和……同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中发挥有效的影响”[（15）]，“变成在远东帮助控制日本的一个十分有用的国家”[（16）]，“成为防止苏联觊觎远东的壁障……这对于限制革命浪潮的后果的将具有最重大的意义”。[（17）]因此，美国的决策者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通过美国的援助，来作为煿击日本的巨大力量。而蒋介石鉴于美国的参战，却讲：“我们担忧的并不是日军，因为我们的军队有力量对付它；我们所担忧的是抗命的共产党人。美国的经济援助，加上美国的空军支援，能够对我们的不稳定经济和社会状况起稳定作用，从而使共产党人无法实现他们的计划”[（18）]。因而蒋介石便利用与美国的结盟关系，以美援壮大自己的实力，并连续挑起与共产党的摩擦事件，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瓦解的危险，国共双方的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可能。美国驻华外交官员戴维斯曾预言：为了应付内战，每一方都会寻求国外盟友。国民党将力求欺骗美国。中共没有其它选择，只好要求苏联援助。[（19）]因此，美国所面临的危险是“不但会卷入中国的内战”，而且会陷入“与苏联冲突”。因为，苏联人在欧洲和亚洲为了求得国内更加安全也许会损坏邻国的利益而尽力扩张俄国的边界。[（20）]当时，柯里和罗斯福认为，应为--或者更可能是希望--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增加援助，并派遣顾问以完成中国内部的基本改革。这种政策也许可以防止内战，减少共产党革命成功的机会。[（21）]据估计，在日本侵略最终被打败以后，亚洲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两支主要的力量可能会赶快填补这一势力的空缺：苏联的势力将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张，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将在前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社会兴起。这些都是美国以反共主义为核心和主导的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
    为了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美国政府感到，必须迫使国民党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防止迫在眉睫的内战爆发，以便使全中国的力量共同抗敌，美国政府改变了援助的条件，由无条件的援助变为有“限制”的援助。为了增强美国对华援助的效能，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美国派出了以史迪威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于1942年2月来到中国。然而组织散漫、充满失败情绪的国民党军队和极端腐败的政权组织，使史迪威异常失望。因此，史迪威便与蒋介石争夺对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并企图借助华盛顿的力量，迫使蒋介石进行军事改革。美国政府中原来主张积极援助蒋介石的官员如驻华大使高斯、财政部长摩根索此时都不赞成向蒋介石提供新的贷款。驻华大使高斯坚持认为，“现在（1943年底）要支持任何这类贷款的建议，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考虑，都是没有牢靠的基础的”[（22）]；财政部长摩根索曾大发牢骚“连一个镍币他也不打算再借给蒋介石”[（23）]。在这种气氛下，罗斯福在1944年1月初，致信蒋介石，正式拒绝蒋介石提出的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暂停贷款为压力，罗斯福曾多次提出军事改革和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的全部军队。罗斯福在1944年7月的信件中，提醒蒋介石注意目前存在的“危急局势”，因此，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包括共军在内”；“假如还不立即实行彻底和迅速见效的补救办法，我们的共同目标将受到不幸的挫折”，并且警告蒋介石。“尽管美国在整个亚洲地区作出巨大的努力，这个地区的前途仍然岌岌可危。所以，我有理由对这个问题表示深切的关注。”[（24）]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意识到：罗斯福希望利用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保护国，成为一支取代日本和欧洲殖民帝国的起稳定作用的势力，并且为其抗衡苏联影响提供砝码。从长远来看，罗斯福不会抛弃国民党政府。所以，蒋介石表示决不能“对总统的意见做出什么让步”[（25）]。
    对于蒋介石的态度，美国政府鉴于“蒋介石就是中国，我们的事业需要他”[（26）]这一目的，而采取妥协的方针。但为了能够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罗斯福派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来到中国。据载，罗斯福和赫尔利曾经有过如下一致的意见：“武装的共产党人的目的既然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那么美国要支持中华民国，又要去武装一支一心要摧毁中华民国的力量，那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总统决定，租借物质不能用于武装共产党人，除非他们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27）]。在中国，赫尔利认为，蒋介石是“一位坚信自由与民主的人士，是共产主义强有力的反对者，是美国真正的朋友”[（28）]。所以，1944年10月10日，赫尔利再次致信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美国势必在中国遭致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29）]，否则，如果蒋介石大权旁落，中国将有落入中国共产党人或苏联之手的危险。后来，副总统华莱士也提出同样的建议，“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它选择。”[（30）]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而担负“丢失中国”的责任，最终在1944年10月18日召回史迪威--此即为史迪威事件。蒋介石为此宴请了赫尔利，感谢他拯救了整个亚洲，使它不致落入共产党之手。赫尔利作为答谢，曾讲：“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31）]约瑟夫·艾尔索普亦曾得意洋洋地说：“到头来美国是打定主意制止‘俄国的崛起了。’”[（32）]
    史迪威事件的结束，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由前期的现实主义政策而变成更甚的反共主义政策。这说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由原来的次要地位而变为居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在此时期，罗斯福所关心的已不只是战时的局势，日本的战败乃至整个法西斯势力的衰落已成定局，此时需要考虑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战后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早在1943年罗斯福曾对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说，把中国当作“大国”就可以在“战后一个时期”制止苏俄侵略。有了五亿中国人作为盟友，“这在今后二十五年或五十年是非常有用的，即使目前中国还不能给我们提出很多军事和海军支援”[（33）]；罗斯福还和霍普金斯在战争时期几次表达并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同俄国的任何严重政策冲突中”，国民党中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34）]。因此，由于它的战略地位，一个友好的中国可以成为抵制苏联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35）]所以，自此，美国的反共主义意识随着抗日胜利的来临逐渐走入新的阶段--美国“对外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把反共主义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