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这与当时的反法西斯战场的局势及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联系的。
    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1943年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开始大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国也从瓜达康纳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美国这个时期又制造了远程航空母舰和B-29远程轰炸机，可以从太平洋岛上起飞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在1943年11月22日召开的开罗会议和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决定了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和美国的“越岛战术”。此项决定意味着将会“大大地减少了中国的军事作用”，“使中国在军事上甚至不如前妻留下的孩子”[（36）]。既然中国的军事作用减弱，那么美国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特定的前提条件就逐渐消失，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美国人从长远利益看，扶蒋反共便成为其最主要的目标，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国内，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响。同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发表宣言，要求整理军队，加强反攻，立即结束一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一般民众中，自豫湘桂战役后，要求改组政府和军队，积极反攻的呼声越来越大。一些小党派、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内若干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也愈感不满。国民党政府大有垮台之势。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4月，中共已拥有遍及全国的120万党员，领导着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武装，以及遍布于华北、华南的19个解放区，解放人口9550万。形势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这使得美国焦急万分。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曾经声明，希望“美国帮助将来的共产主义中国实现工业化”[（37）]，但罗斯福从意识形态这一角度出发，不能也不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做更多的援助，尤其对中共和苏联的历史联系心怀芥蒂。正基于此，针对所谓中共对苏联的依赖心理，罗斯福决定以联合苏联而孤立中共，以保存蒋介石政权，对抗苏联，最终达到反共的目的。
    史迪威事件的发生，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美援的目的变为单一地扶植蒋介石政权，以防止共产党的胜利。而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促使了国民党政权准备重新发动内战和对国内民主力量进行大规模地镇压。这不仅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美国并不在意），而且将在东亚产生一种可能导致共产党取得胜利或苏联进行干预的长期战争。因此，为了同时控制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罗斯福在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同时，就希望争取俄国支持国民党，以此来使革命党人愿意接受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由美国发起的同盟，以清除“妨碍中国统一的最大因素--可能来自苏联的干预和共产党的胜利”[（38）]。所以，罗斯福企图以美国同意苏联在满洲享受特权为条件，以换取俄国不卷入中国政治的笼统保证，并实现中国共产党由于得不到莫斯科支持而看到美国的友好表示，就可能不得不与国民党妥协的目的。赫尔利对此曾明白无误地讲：“中国共产党如有苏联支持，方可在中国发动内战。如无苏联支持，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39）]，因此，自1943年10月，苏联作正式允诺愿意对日出兵作战之后，美国方面就一直在思考对策。在亚洲，罗斯福既希望苏联尽早出兵抗日结束战争，同时又担心苏联借出兵之机扩张势力范围。最终，华盛顿认为以满足苏联在远东的欲望，达成一项协议的方法，来结束苏联出兵后的行动。
    美国政府旨在扑灭中国革命和促使苏联不干涉中国事务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清楚了。1944年5月，罗斯福的特使华莱士在来华前夕，就曾到苏联塔什干停留，与其驻苏大使讨论了莫斯科对中国的态度--苏联支持蒋介石，赞成国共两党改善关系，愿意美国在远东居于领导地位。华莱士对此深为满意。无独有偶，赫尔利--罗斯福总统的最后一位使者，在1944年8月赴重庆的途中取道莫斯科，再次“得到了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的保证”[（40）]。苏联为了获得满洲的港口和铁路的控制权而向美国所作的种种保证，无疑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一个保障。在1944年11月，当罗斯福询问是否能够继续依靠斯大林的合作来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时，哈里曼认为“凡是委员长在俄国开始（对日）作战前提出的任何合理谈判条件，斯大林都是会和我们共同迫使共产党人接受的”[（41）]。
    三
    自史迪威事件到抗战胜利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在中国扼杀中国共产党，使中国成为“稳定亚洲”、抗衡苏联的主要力量。
    史迪威事件发生后，以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完全倒向蒋介石。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称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并且公然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对此，美国最高当局并未予以否定。这表明，“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42）]。这也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扶蒋反共的格局已经确立。因为，到1945年初，日本失败的结局日趋明朗，美国着重在考虑战后的安排问题，对华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成为“稳定亚洲”抗衡苏联的主要力量。为了推行它的全球战略，就必须控制欧亚这一大片中间地带。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步伐加快。杜鲁门上台后，强调：“最重要的是避免各国的革命震荡，以免使非共产主义国家变成共产主义国家”[（43）]，主张采取强硬和断然的政策。在欧洲，加强了同苏联的对抗；在亚洲，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与美国全面敌对的苏联的代理人。由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便是极力扶植蒋介石政权，武装国民党军队，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中国革命。据统计资料表明，仅1945年1-8月，美国政府就给予国民党政府2265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其数额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经济援助总额（6千万元）的3.7倍。在军援方面，1945年1-8月，美国给予蒋介石政府租借军事援助总额相当于1942年至1943年两年军援总额的2倍[（44）]。显然，在日本行将崩溃的1945年，美国巨额援助国民党，其目的无疑是在日本失败以后，在远东遏制苏联，企图利用蒋介石政府作为其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同时，为了从国际法方面束缚苏联战后的行动，美国通过《雅尔塔协定》，就远东的未来格局与苏联达成了谅解。以苏联获得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为条件换取其“不支持中共，支持蒋介石政权”的保证。这也更加确保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因此，当国际上的障碍全部扫除以后，美国就开始了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主义战略，其意识形态决定了对华政策的方向，并在战后迅速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为“冷战”拉开了序幕。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抗战时期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在战争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受现实主义所制约，但并没有放弃反共主义；战争进行到中期，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向主导化地位转化；抗战后期，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美国对华政策。同时，我们还分析了战争的不同阶段，意识形态所起作用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在国际形势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意识形态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起了决定作用。总之，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受其反共意识的影响。意识形态的作用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度越来越深，效果越来越明显。所以，探讨这一课题，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内在因素和转折的必然性。
    注释：
    （1）（2）（3）《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9、12、13页。
    （4）（5）（6）（美）M·贝科威茨等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1、326、327页。
    （7）（8）（11）《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64、69、92页。
    （9）《The Qrigin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第28-29页，LaFebr walter.
    （10）（美）斯旺贝格著《卢斯及其帝国》，纽约，1972年版，第180页。
    （12）邹傥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1968年版，第33页。
    （13）《中国的纠纷》第41页。
    （14）《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2年·中国》第70页。
    （15）《美亚文件：美中关系史上若干问题》第70页。
    （16）《美国国务卿和他的外交：科迪尔·苏尔、1933--1934》第2卷，第649页。
    （17）维·萨·科瓦著《他们想窃取我们的胜利果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3页。
    （18）（19）（20）（21）（22）（23）（28）（29）（31）（32）（33）（34）（35）（36）（37）（38）（39）（40）（41）（美）迈克尔·谢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140、141、55、154、154、149、172、208、208、99、92、99、150、128、128、177、178、179页。
    （2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一辑，第134-135页。
    （25）（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译《罗期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务馆1984年版，第699页。
    （26）（30）（美）伊·卡恩著《中国通》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6、139页。
    （27）（美）洛贝克著《赫尔利传》，芝加哥大学1956年版，第280页。
    （42）《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15页。
    （43）《美国对外政评的动力》第13页。
    （44）转引自王邦宪《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参见《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